■ 第二条战线

战争是民心向背的较量，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在解放区军民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进行内战，进一步投靠美国。驻华美军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1946年12月24日，两个美国军人在北平东单操场**一名中国女大学生。这一事件，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即抗暴运动。

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5000余人在北平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各地党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人。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以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斗争，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领导。1946年12月，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指出党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5月20日，在南京，5000余名学生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引发了著名的五二○运动。同日，北平7000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天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

除学生运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他的人民运动这时也在迅速高涨。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农民掀起反抗抓丁、征粮、征税的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形势也有新的发展。事实表明，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

当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也陷于绝境，通货膨胀达到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物价飞涨已似脱缰的野马。这一年，国民党政权已是苟延残喘、摇摇欲坠。走投无路的蒋介石抛出“币制改革”方案，期望扶大厦之将倾。于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8月19日出台了，

规定以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并实行“限价政策”，支持金圆券。对于这一措施，当时的上海《经济周报》评论道：“不知是故意还是无知，政府的经济措施，却始终认为：无中可以生有，对人民始终没有放弃玩弄那一套无中生有的把戏。”

这一措施并非灵丹妙药。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们“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致受损失”。抢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购、抢米风潮。11月上旬，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限价”。此后，金圆券开始泛滥，造成疯狂贬值，物价上涨也达到惊人的程度。以1948年8月的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金圆券昙花一现，发行九个月后彻底崩溃。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城乡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可想而知。

在城市，由于受到官僚资本和美国商品的掠夺和挤压，民族工商业者几乎完全破产。1948年初，天津倒闭的工厂已占70%～80%。同年，青岛的1400多家工厂中有3/4停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商业者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生活在最底层的工人更是悲惨。由于工厂倒闭或停工，大量工人失业，生活无着落。即便是就业工人，本来低微的工资还要受到货币贬值之害只能是“做一天，吃一天；停一天，饿一天”。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也极度贫困。不仅中小学教师度日艰难，就是大学教授也濒于无法生活的境地。1948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等82人签署声明，宣布自即日起忍痛停教3天，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的生活。

在农村，更是一幅凋零凄惨的景象。首先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大量征用壮丁，使农村劳动力损失惨重。国民党军队的征兵总额，1946年定为50万人，1947年定为150万人，1948年也达到100万人，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状。征粮摊派、苛捐杂税更把农民推向饥饿和死亡。国家的横征暴敛，地主的盘剥**，吞噬着农民的血汗和肉体。农民不堪重负，只好廉价出卖土地或借高利贷，这就更加陷入深渊，生命毫无保障，非正常死亡的比例非常高。活着的人也挣扎在死亡线上，浙江一个参加抢米风潮而被捕的农民说：“我们肚里没有一粒米，请你们剖开肚皮看看吧！”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走向总崩溃，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而奋起反抗，加速了国民党政权走向灭亡。

随着国民党统治基础的瓦解，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口号下展开斗争。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12个城市的10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4月，华北学生开展“反对迫害、保

卫学联”的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月至6月间，又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社会各阶层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的加紧，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灭。

尽管参加过中国民主同盟的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但民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人在斗争中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步，这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主要方面。

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它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会议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历史的经验雄辩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曾经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了极少数走向反动以外，绝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逐步抛弃了这种主张，确认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