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入进攻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它士气高昂，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摆脱困境，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力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

战争是智慧的较量。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当时，国民党正集中兵力于东西两翼战场，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薄弱，只是凭借黄河天险，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大别山区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利于解放军立足生根。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由此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目的。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在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奋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

，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三路大军的进攻，对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队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战争又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第一，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二，它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但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所以后来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就加以改变。第三，它还规定了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可以组织人民法庭来保证贯彻土改的政策法令，维护革命秩序。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着手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土改运动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立刻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逐步引导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发出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党的最基

本的政治纲领。

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些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

报告还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为了保证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贯彻实施，报告强调，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948年1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讲话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的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也经毛泽东批示转发各地。经过全党的努力，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

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城市中许多新的问题摆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1948年2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6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此，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12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写的《接收沈阳的经验》，指出接管工作应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由于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同各阶层民众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新解放城市，对支援解放战争、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的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