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流砥柱

■ 血肉长城

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标志性的日子。

就在这天夜里，日本军队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他们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遭到“非法射击”，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和中国守军必须撤出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这就是历史所说的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把战火又烧到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地区。他们自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

亡国的严重危机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强调“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在庐山同蒋介石等继续谈判。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这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威胁。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

1937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4.5万多人。

接着，八路军总部率各师先后出师抗日，同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杀敌。1937年9月，根据国共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

9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了，但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且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

国民党主张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

共产党提出的是全面抗战路线。这就是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

为实行全面抗战，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在这场持久战中，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在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与扩大红军，打败日本侵略者。

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

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日军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军队也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曾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佟麟阁、赵登禹等壮烈殉国。

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日军即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手段极其残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本军队进行了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整个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小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在山西，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山西新军密切协同八路军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9月25日，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随后，八路军三个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尽管最后国民党军队放弃忻口，太原失守，但这次战役仍是国共合作取得较好战果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以后，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国民党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按照洛川会议的决定，向日军占领地区大踏步地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

这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实际上形成了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

实行敌后抗战，可以使日军在占领区不得安宁，从而捆住其手脚，进而缩小其占领区域，这对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是极其严重的威胁。实行敌后抗战，能有效地积聚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八路军深入敌后，可以成为凝聚各种抗日力量的中心。

坚持敌后抗战也是可能的。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中实际上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他们的统治很难达到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国民党政府在这些地区原有的统治在日军进攻时已经瓦解，一时形成无政府状态。沦陷区的广大群众是坚决要求抗日的，除少数汉奸外，各个阶级包括地主阶级在内都要求抗日，所以敌后抗战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敌后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成为对付敌人严密封锁的有利条件。

在深入敌后以后，八路军应该怎样作战？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在斗争中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三大主力和山西新军按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并同地方党组织结合，组织工作团，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时，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新四军成立后，陈毅、粟裕等率新四军各部相继进入敌后，在长江南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在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先后成立了驻南京、武汉等地的办事处。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公开出版。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保持接触，并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气氛是比较融洽的。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人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重新得以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公开接触；同政治态度很不相同的抗日人士广交朋友，开诚合作；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争取得到他们的了解和同情。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便是在这时经武汉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在长江局领导下，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

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时，“速胜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亡国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为了系统回答这次中日战争的规律和前途，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应采取的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这篇重要论文。

《论持久战》明确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通过三个阶段，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必将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而日本则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

《论持久战》向人们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了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后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论持久战》中的科学预见。

按照持久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由于敌后要求抗日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争最初是依托山区进行的。1938年冬，中共中央又作出战略决策：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加强华北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起来，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是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为了巩固内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肃清匪患，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豪绅的斗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培训了大批干部。

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向往延安，奔赴延安，经过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涌现出大批坚持抗战的革命骨干力量。这个总后方的巩固和建设，使中共中央能够顺利地指挥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并指挥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面对强大的日军，人民军队只有简陋的武器装备，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他们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地区，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然而，他们和当地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长期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国共合作抗日虽然实现了，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却发生了原则分歧。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共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到达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新政策”。他抹杀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轻视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达武汉。他在武汉工作期间，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的这种主张，在局部地区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使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有王明的干扰，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仍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这时在莫斯科，王稼祥已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说明。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中共代表的报告作出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赞同加强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运动，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和任弼时（任弼时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作会议总结。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全党同志要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会议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在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