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赴国难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初的“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的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接着，日本又策划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向华北大举调兵。日本特务机关策动汉奸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包括22个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了。

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北平学生发出了悲愤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但遭到军警的殴打和水龙喷射。10日，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人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月下旬，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在宣传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路上。1935年7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0月1日在国外公开发表。不久，“八一宣言”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八一宣言”向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发出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和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结束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根据对这种政治形势的分析，决议提出了党的策略任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现代化建设关系。……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报告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说明，党已经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向全党证明，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进一二·九运动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

亡运动的浪潮。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用很大力量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接着，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进一步推动全国青年的爱国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党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发出大量信件，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党对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对许多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协议。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1936年10月，共产党员薄一波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到太原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秘书，实际上负责牺盟会工作。此后，牺盟会发展成为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是建立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迫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从1935年底开始，南京政府还试图得到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这以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两党高层之间中断八年多的联系逐渐接通。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诚意，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回黄河以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同它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1936年秋，蒋介石在解决要求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后，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随后移解苏州关押，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救国会领导人的被捕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义愤，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正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

蒋介石于12月4日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西北地区上空战云密布。张、杨连续几天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却遭到他的严词训斥。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随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展开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研究后，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和主张，中共中央抱着充分肯定的态度。对西安事变应如何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后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对立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后

，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第二天，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力主和平解决，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又在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反映出这种要求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灯塔。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深刻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着力引导全党去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去思考和分析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新形势下，党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策略任务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些都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彻底转变，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积极开展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各项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工作。

为做好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还特别重视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各地党组织都注意扩大和发展军队。到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都有所加强。陕甘宁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建设。整个根据地共20余县，100余万人。这个地区虽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政治上民主团结，生气勃勃，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在边区政府率领下切实地进行，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这十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沉着应对，埋头苦干，奇迹般地度过了最黑暗的时刻，开创出新的局面。在这十年中，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连续出现“左”的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左”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能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和急剧变化的形势下，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保持了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成果，以新的姿态迈向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