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火燎原_■ 万水千山(1 / 1)

■ 万水千山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的这首《七律·长征》,如今已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英雄史诗。它以磅礴的气势,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一气壮山河的壮举。

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时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红军浴血奋战,连续突破四道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封锁线,但也遭到惨重的损失。在抢渡湘江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教训下,红军内部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事实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红军的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调滇军来

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奔袭云南,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在进入四川境内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红军一部由17名勇士领头强渡成功。接着,红军急行军直奔泸定桥。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过河后,红军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同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6月25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确定会师后的行动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全体与会者包括张国焘,均表示同意新的战略方针。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本来,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形势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两河口会议结束不久,张国焘提出了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这种有利的形势蒙上了阴影。同时,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谋取了红军总政委的职位。8月3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穿越草地。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跋涉,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仍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随后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

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先锋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 会师。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终于以胜利而告结束。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张国焘于9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10月5日,他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中共中央在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是不得人心的。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减员过半。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来,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于陕甘地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标志着长征最终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一曲“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