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遇挫折

1931年9月18日，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件突然发生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天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军侵占沈阳、长春等20多座城市。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

日军在中国东北扩大进攻的同时，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月9日，日本在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以武力打进中国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工人、农民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时，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一些爱国将领奋起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可是，南京政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求和。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在1932年5月5日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明确宣布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1933年，南京政府在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又同日军签订出让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南京政府的阻挠和破坏。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这时，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然而，临时中央却没有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仍把中间势力看做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本来就极为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前赴后继，坚持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渐汲取“左”倾错误的教训，注意适应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突破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某些禁令，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进。许多人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以个人或少数人独立分散作战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在艰险的环境中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他们在城市工作中学习运用公开合法的形式，领导工人群众，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压迫和进行抗日救

亡而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共产党人还团结宋庆龄、邹韬奋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还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一批党的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冲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高压，在新开辟的革命的思想文化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兴起了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经过艰辛的耕耘和战斗，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新闻出版等方面，左翼文化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绩，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张闻天等都为左翼文化运动建立了重要的功绩。鲁迅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严重迫害，积极参加并指导革命文艺运动，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其战略部署是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和派到湘鄂西的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大搞错误的“肃反”，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使得战斗在这两个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三军（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而成）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经过转战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根据地。红三军经过转战，开辟了黔东根据地。后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并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在中央根据地面临敌人重兵压境的时候，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红一方面军兵力约7万余人。苏区中央局连电前线，要求主动出击，攻占城市。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打破了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时，临时中央难以再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无可挽回的巨大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从9月下旬开始率5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已有8万多人。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对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认为第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福建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失败。由于红军坐失了这次良机，蒋介石便得以在打败福建政府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了顶点，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

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无可能，遂秘密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为调动和牵制敌人，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在国民党军队重兵追堵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从被俘到牺牲的短短六个多月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的篇章。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化成了血铸的十几万文字，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如虹浩歌。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从容就义，把一腔热血毫无保留地洒在了他深爱的祖国土地上。

同样是在7月，红六军团也奉命撤离湘赣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西进到黔东地区，10月下旬同红三军会合。

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11月，红二十五军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

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在8个省的15个地区独立地坚持了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留下来的瞿秋白、何叔衡、阮啸仙、刘伯坚等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