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中华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艰苦的斗争，使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这些地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族统治和迷信习俗也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着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根据地内大力加强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会通过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通过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律文件。大会选出由63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宪法大纲》还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实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等政策固定下来，并规定广大工农大众享有劳动和取得物质待遇等项权利。

根据《宪法大纲》,11月25日，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中央

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

为了保证公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对于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除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在中央根据地进行过三次民主选举。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了选民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例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1932年10月选举时，上才溪53个代表中，女的有16人，占30%。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因而赢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如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的407人中，参加红军或工作的就有320人，占79%；妇女负责进行支援前线的各种后勤工作，如参加田间生产、运输队、洗衣队等；儿童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做自己神圣的责任。中国革命战争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也为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经验。

根据地军民在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进行不懈的斗争，加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33年2月26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从4月起，各级国民经济部陆续建立。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的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一次是8月20日至28日在博生县举行的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南部十七县大会上作了题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发展“对外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1933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

立对外贸易局。此后，邻近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县也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采办处、代办处或采购站等。为了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还实行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暂时减税的办法。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在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和结论 ，总结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中央根据地于1933年3月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中央列宁师范、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群众文化活动。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的江西、福建、粤赣等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有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有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只江西一省约有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女生占60%。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3000份增至4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杂志发行2.7万份，《红星》发行1.7万多份。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 、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经过艰苦的努力，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支援红军的反“围剿”起了很大的作用。红军战争在实际上已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然而，红军反“围剿”胜利和农村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形势，却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而断送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