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峥嵘岁月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从1929年4月起，以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再加上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 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重新抬头。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写来四封信，都强调要“反右倾”。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认为目前确已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已发展到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克湖南省会长沙（8月5日退出）后，李立三更加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8月初，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并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各地区也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为此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急于组织暴动而暴露，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受很大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同时受到一些了解并尊重实际情况的党内干部的抵制。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认为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总结。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会后，三个月“左”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整个工作逐步地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事情陡然发生了变化。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造成党内严重

的思想混乱。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坐镇和干预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因而被开除出党。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因个人自由行动而被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前往中央根据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继续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各根据地贯彻“反右倾”的斗争。在四中全会各项“左”倾政策尚未来得及贯彻到各根据地时，这些根据地仍取得了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胜利。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震惊。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刻掉转枪口，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军队10万多人，在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指挥下，发动第一次“围剿”。他们对红军的估计十分不足，因而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以为可以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时，在同年8月间由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而成的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约有4万多人。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

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根据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深入革命根据地后，果然因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入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经过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军近1万人，活捉了张辉瓒；乘胜东击，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一半。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打破了。

不久，国民党当局又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他们鉴于上次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中央局举行多次会议研究对策，反对“分兵退敌”和退出中央根据地两种错误主张，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红一方面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选择敌军薄弱环节，保证每战拥有优势兵力，先打弱敌，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五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这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便在1931年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军队30万人，立刻发动第三次“围剿”。他们倚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又采取“**”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区“清剿”，以消灭全部红军。毛泽东、朱德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率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这时，各路敌军纷纷逼近，红军突然从敌军中间的空隙穿出，在敌军主力背后三战皆胜，歼敌1万多人。蒋介石立刻命令所有部队掉头东追，红军以一小部分兵力伪装主力吸引国民党军队一直向东北开去，主力部队再度穿越敌军重兵之间的大山，回到兴国境内隐蔽休整。到敌方发觉时，红军已休整半个月。敌军饥疲沮丧，只好下决心退却。红军乘势再歼敌3万多人。这样，蒋介石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这次战役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部西北军）1.7万多人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像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不得人心，也反映出红军的力量已有很大的发展。

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