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复兴

党的六大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革命斗争的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条路怎样走，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在这方面，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集中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这里崇山峻岭，林木茂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远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反动统治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比较弱。

当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时，统治阶级内部正发生新的破裂。毛泽东抓住时机，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1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不久，又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这次著名的“朱毛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万多人。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反动统治在南方相对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会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尽管前来“会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达到十八个团，但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四个月的周旋，接连击破敌军三次“会剿”。最大的一次胜利是1928年6月的龙源口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这次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特别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红四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一是旧军队。为了把他们教育训练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军首先从加强党的建设

和部队政治工作着手。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常识，知道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明白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群众服务，因此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抱怨，并能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在作战方面，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田的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内部的逐步稳定，从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红军中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这个决议指明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

毛泽东是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同旧式的农民战争加以区别的。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为各地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1928年7月间，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红军和地方领导机关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

赣南地区山峦起伏，地域宽广，物产比较丰富。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进军途中屡次陷入险境。红四军经英勇战斗，于2月到达东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从3月到10月，又先后歼敌三个旅，并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农村环境中建设党和红军，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对于如何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存在认识分歧是难以避免的。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

大会上，红四军领导者之间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中共中央在得到报告后，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九月来信”。

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2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真正出现了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也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除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3个军，6.2万多人。

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党的六大后，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数量增加到6.9万人。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时，党员人数增加到12.2万人。到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这样，在党的六大结束后的两年间，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