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结抗战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国民党政府，则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其占领区内，则加紧扶植汉奸傀儡政权。

这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英国、美国为了应付德国、意大利在欧洲挑起的战争，在东方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因此，它们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劝降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在1938年12月公开投降。1940年建立了日本占领区内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其政策的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各地的反共摩擦日趋严重，接连发生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甚至发展到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的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中的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对蒋介石集团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保证党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地、胜利地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面对着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中共中央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大口号的提出，使全党步调一致，也帮助党外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局中正在出现的严重危机，分清大是大非。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周恩来等重视加强对中间派的工作，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物、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的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共商国是，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以晋西事变为主的一系列反共武装摩擦事件。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五座县城。在山西，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晋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也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1940年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和冀南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坚决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武装反共事件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迎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这期间，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在严重的斗争面前，共产党必须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39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地阐明了共产党的观点：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

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可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

既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他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托陈取消派又认为既然还处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共产国际提出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但含义并不很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就把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理论只有在党经历了近二十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后，特别是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有几年抗日战争中处理各种问题积累的经验后，才可能提出来。

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国内政治情况，明确认为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共产党的任务仍应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创造性地确定了重要的策略原则：（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三）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四）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这些策略原则，保证了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不断取得成功。

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制造摩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10月4日至6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1.1万人。

黄桥战役后不久，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6日，行至径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内战阴云密布。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1941年1月28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同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并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在极端孤立的处境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于5月8日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保存和坚持下来，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中国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事实，

表现出它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就团结了中间势力，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的同时，仍肩负着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筑起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从1938年冬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敌后游击战争在广大地区内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到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随着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100多个团，约20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破击战。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是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941年1月24日）是展开英勇的反“扫荡”作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官兵英勇杀敌，截止到12月5日，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共产党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进行百团大战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选出边区政府委员，由林伯渠任主席。《施政纲领》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的基本政策。

此后，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指示，阐明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政策：（一）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二）实行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策，以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三）共产党在政府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政策的正确、党员的模范作用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四）在政权工作中，不断健全民主制度，党员必须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五）政权的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

敌后抗战主要是发动和组织农民参加抗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一般为1分（即十分之一），最高不得超过1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在抗日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照顾到地主的利益，又解决了农民的问题，使他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大大地提高了农民参加抗战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抗日根据地还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根据地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发展国民教育，克服物资匮乏、人民贫困、敌人不断干扰的困难，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和开展社会教育，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创办一些干部学校，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培养大量骨干力量。中共中央还很重视在根据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1940年2月，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8月，创办自然科学院，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开展的根据地各方面建设，使落后的农村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大大增强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从而造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先进的巩固的阵地。这对于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各方面建设的实践，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这对以后建设新中国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