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能源格局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21世纪以来，新能源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促进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非常规油气资源和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利用，进而导致世界石油版图发生新变化。能源格局的新变化一方面改善了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一方面也对中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在美国领导的这场能源革命中，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绝对优势，在非传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独立开展新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着巨大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主要依赖高价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却在使用着廉价的天然气、低碳能源等，中国无法享受到新能源革命带来的红利。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借着自身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领先地位，积极优化国内的能源结构，在应对全球气候日益变暖和低碳经济徐速发展等全球性问题时，容易占据利益和道义的制高点。

图12-9 中国能源消费趋势 资料来源：BP《2030世界能源展望》

中国的新能源、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滞后，不得不过度依赖传统化石能源。如图12-9所示，中国目前依然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消费，其次为石油，但都是传统化石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有的比例相当小，其中仅有水电消费较高，这说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处于能源结构较低水平。这种能源消费格局导致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等全球性问题上更加被动，并且有可能为此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外交代价，国际政治空间缩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这将是影响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二）合作与竞争将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能源领域的主旋律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一方面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可以凭借自己的成本或市场优势获得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领先地位，具备对世界新能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方面仍难以与发达国家进行全面的竞争。因而，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能源领域既有激烈的竞争，又具有合作的潜力，共同推动世界新能源的迅速发展，推动世界能源结构产业的升级优化，推动解决全球性气候问题。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呈现合作与摩擦、竞争与冲突相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与美国在光伏产业上摩擦与合作就是典型的例子。2012年5月18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光伏产品作出反倾销初裁决定，税率为31.14%～249.96%。其中，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英利绿色能源将被征收31.18%。2013年6月，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为实现全球光伏产业优化分工与全球500强企业美国杜邦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先进光伏材料、光伏电站建设、太阳能开发利用以及解决世界范围内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三）亚太在中东地区的权重不断上升考验中国的能源外交战略

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石油进口总量在中东地区石油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中东日益成为“亚太的油库”。同时，中东地区局势动乱对亚洲国家油气供应安全造成远大于对其他地区的威胁。因此，亚太国家必将高度重视中东地区的稳定

问题。在新能源革命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美国一直是中东地区局势稳定的关键因素。因为美国高度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中东地区事关美国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清除不稳定或威胁因素来保证该地区的和平。然而，新能源革命使得美国大大降低了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程度。同时，亚太地区对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量不断升高，尤其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对中东地区的依赖性日益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或将容许或者能够承受一个更加混乱的中东存在。相比之下，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的石油，中国更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东。

在美国建立的中东秩序中，中国可以搭美国的便车。但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介入西亚北非事务，就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仍然缺乏应对西亚北非能源政治及风险的能力而言，中国的中东战略和政策将受到严峻考验。中国石油进口的80%都是通过海上运输的，最重要的海上路线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一旦航线出现问题就会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产生直接影响。面对美国因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减少而对重要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护卫程度减弱，中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去守卫中国石油供应的“海上生命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目前，为了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在积极地开展能源外交工作。但是我国的能源外交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中国能源海外投资风险增大。一方面，能源问题政治化，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受阻。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需求急剧膨胀，我国海外找油的步伐不断加快，并且中国在海外石油开发运输等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导致“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开始扩散，给中国能源“走出去”造成社会舆论压力。2002年12月，中石油就因某些政治势力以“中国威胁论”抵制中石油集团的投资而被迫放弃了参与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竞拍。2005年，中海油集团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也惨遭失败。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的阻力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说明国际能源问题日益政治化，某些国家举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帜，干涉正常的国际能源合作，给我国能源“走出去”造成了很大的阻挠。另一方面，中国海外投资地区和运输通道的动荡导致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剧增。西亚与北非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重要阵地，中国油气公司与西亚北非国家在油气开发合作领域联系密切，投资更涉及油气产业各个方面，具有涵盖广、合作程度深和合作时间长等特点。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在其丰富的地区有关石油的争夺常常成为该地区动荡和发生战争的因素。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局势日趋动荡：利比亚战争造成中国多家能源企业损失几百亿美元，仅中石油一家企业的潜在损失就高达12亿美元；在苏丹独立战争中，南苏丹曾一度关闭全国90%的石油开采并禁止对外出口。另外据有关统计，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区域中有近60%处于这种“政治**地带”，这其中西亚非洲占了约45%。这都对中国能源“走出去”增添了巨大的障碍。

第二，国际能源竞争激烈，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将遇到强劲“对手”。随着被称为“工业的血液”“黑色黄金”的石油日益减少，世界各国都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保证各自国家能源安全。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能源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一方面，现有的国际能源秩

序是围绕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因此发达国家在国际能源的各个方面拥有主要话语权，与此相对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仍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限制了我国能源外交战略；另一方面，中国能源外交战略受到其他国家的围追堵截。美国作为世界上能源需求量最大的国家，将扩大对海外进口石油的国家视为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威胁。面对中国海上石油进口的增加，美国通过在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基地限制中国能源进口。日本是化石能源匮乏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不惜一切手段保证本国能源供应并且阻挠中国能源供应。例如，中日在东海海域天然气开发中的摩擦；另外，在得悉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建设天然气管道加强中俄能源合作后，日本出重金百般阻挠。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另一个重要代表，紧随中国的步伐加紧开展海外能源合作，例如印度与委内瑞拉达成油田开发合作协议，与俄罗斯加兹普罗姆公司就凡克尔等油田合作开项目达成一揽子协议，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能源合作伙伴。中国能源外交战略既受到既有国际能源旧秩序的制约，又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

第三，我国能源管理体制存在问题。一方面，我国长期缺少专管能源的部门。虽然2008年7月31日中国能源局正式成立，从此有专门负责能源的部门，但是在之前的十几年中我国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能源事务。这使得我国在与别国进行能源合作时因缺少对应的管理部门而造成信息不对称，而在与别国发生能源纠纷时也没有主管部门负责使我国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另外，能源部门的建立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作为“新生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能源部门相比不仅在人数上而且在制度体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即我国能源部门的管理水平还处在较低层次。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可持续的能源战略的规划部署。能源战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我国在能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总体来说仍然在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缺少能源战略制定的可持续性和前瞻性，这不利于改变我国在国际能源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世界经济的深入发展，世界能源需求的剧增，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能源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制定和实施长远的能源战略，我国能源外交战略将成为一纸空谈，不仅使我国能源安全受到极大考验，也影响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总之，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能源格局，首先，我国应积极完善国内能源管理机制和体制，将能源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整体规划，加强制度保障，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加强能源法制建设，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法制保障，为我国能源外交战略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其次，加强宣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增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促进以合作促安全的方式的实施，注重海外利益保护，化解海外能源投资风险，在开辟能源来源多元化的基础上，致力于与能源生产国建立长期稳定的供求关系，深挖已经建立的双边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作用，为我国能源外交战略提供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最后，随着国际能源格局的新变化，中国应积极参与构建新的国际能源体系，中国应以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为目标，参与国际能源贸易价格定价机制，增强中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加大中国在新的国际能源体系中的话语权。另外，在与传统能源大国合作保障我国传统能源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新能源技术的合作与开发，提高我国新能源的比重，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升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