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四

转折与重构：“危机红利”消失背景下的中欧关系

赵柯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抱团取暖”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欧洲也不得不“放低身段”和暂时放弃无谓的偏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与中国合作来应对危机，近几年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危机红利”。2013年中欧关系中的“危机红利”逐渐消失，欧盟重新启动了2006年左右开始，又因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被迫中断的对华政策调整，而中国显然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欧盟的“对华政策调整”，并且进行了积极的应对。中欧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出现了新变动、新特征，双方开始了新一轮对双边关系的“重构”。但是此次“重构”并非是欧洲“单向度”的行为，中国也开始主动将自己对欧洲的认识和理解贯彻到此次对中欧关系的“重构”中，中欧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没被“浪费”掉的危机：欧洲的改革与转型

欧债危机对欧洲的改革与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以提升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第二是启动了财政一体化进程；第三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德国“重新崛起”，牢牢地占据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正在形成。

2012年9月欧洲央行推出OMT（直接货币交易），表示将会对债券市场进行干预，无限制购买陷入危机的欧元区国家的国债。这一“兜底”的态度也就意味着欧洲央行开始逐渐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这逼退了针对欧元区重债国的投机力量，金融市场稳定下来，持续数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金融层面基本结束。但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显然没有“浪费”掉这次危机，而是及时把握住机会，实施了早已成为共识但却迫于国内压力而一直停滞不前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使其在财政上更具可持续性；二是改革劳动力市场，使其更加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更具市场弹性。所以，我们看到，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紧缩”成为了欧洲经济治理的主旋律。不仅仅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债国在外部压力之下进行“紧缩”，财政状况良好的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卢森堡以及北欧国家也主动“紧缩”。虽然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民众的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与政府激烈的冲突，但各国政府还是顶住了国内压力，将结构性改革坚持下去。曾担任欧元集团主席的卢森堡前首相容克在危机爆发前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都知道欧洲应当改革，以及应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当选。显然，这次欧洲的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要比之前坚定很多，欧洲国家的这次“集体紧缩”并非单纯是为了应对此次债务危机，而是欧洲政治经济精英们的共识：将危机作为推进欧洲改革与转型的契机和合法性来源，通过改革来提升和重塑欧洲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

图4-1 2009—2013年欧盟国家每小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率（百分比）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图4-2

2005—2013年欧盟国家和美国的GDP的增长率（百分比）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欧洲此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如图4-1所示，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危机爆发之后增长速度已经大幅下降，平均增长率稳定在1%左右。从更具体的数据来看，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的欧元区内部相对成本竞争力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与峰值相比均明显回落，降幅分别约为25%、15%和10%。希腊和西班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比欧元区刚刚成立时仅高5%左右，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欧元区成立之初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力得到了提升，2013年上半年欧元区出口表现最为强劲的就是这三个国家。希腊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8%，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出口分别增长7%和4%。随着重债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如图4-2所示，欧盟经济整体开始温和复苏，2013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0.3%，结束了欧元区连续18个月的衰退。市场也重拾对欧洲经济的信心，美国投资者大举买入欧洲股票，他们投入欧洲股市的资金金额达到1977年以来之最，这是对欧洲及其有能力从主权债务危机中复苏投下的重要信任票。高盛（Goldman Sachs）欧洲策略团队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养老基金和美国其他大型集团在2013年前六个月投资于欧洲股票的总金额达到650亿美元，这是36年来最高的上半年对欧投资总额。

2012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欧洲议会发表“欧洲版”的“国情咨文”时表示，如果要真正走出危机，欧盟必须转变为“由成员国组成的联邦”。成立“欧洲合众国”可以说是战后许多欧洲精英们的“欧洲梦”，但是在民族国家意识仍然非常强大的现实政治面前，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向来都是只能在各种政治妥协中艰难向前。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的统一和财政政策的各自独立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欧元制度的固有缺陷，是引发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欧元的设计者们并非不知道共同货币制度这一潜在的弱点，只是当年的政治条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将货币和财政同时统一起来，只能是先统一货币，财政统一的实现要继续等待合适的时机。此次的欧债危机为一体化走向深入提供了契机，2011年底在德国和法国的倡议下，欧盟国家同意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签订“财政契约”，欧元区国家以及其他自愿加入的欧盟成员国必须要将实现财政平衡的条款纳入本国宪法或者相关法律中，财政预算需提交欧盟委员会审核，如果违反财政纪律，欧洲法院将有权裁决对结构性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0.5%的国家进行罚款。这意味着成员国部分地交出了自己的预算权，标志着欧洲财政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虽然在具体的步骤上还存在分歧，但是目前欧洲精英们的主流共识是，加快推进财政一体化不仅是应对目前以及未来可能的债务危机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当前危机所带来的动力，为欧洲联邦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欧洲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德国总理默

克尔这样设想欧洲的未来：我们不仅仅需要一个货币联盟，也需要一个财政联盟，也就是在财政政策方面进行更多的统一。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政治联盟，这意味我们要一步步地向欧盟上交权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默克尔远不满足于以政府间协定的方式所签订的“财政契约”，而是积极倡议修改欧盟条约，制定共同的规则来规范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和财政政策，以欧盟法律的方式让欧盟委员会获得监督成员国经济和财政政策实施的权力。财政权是民族国家的核心主权，财政在某种形式上的统一将会真正让欧洲联邦“梦想照进现实”。

虽然在学术讨论中，“德国的欧洲”这一概念还存在很大争议，但在现实政治中，德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正在形成。对于欧洲内部的领导权问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要打电话给“欧洲”，打给谁呢？没这个号码呀！他认为欧洲内部力量分散、结构复杂，很难找到一个有决定权的对话伙伴。但是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美国似乎解决了“基辛格电话号码”问题，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美国财长开会和通电话次数最多的对象就是德国财长。回顾2009年至今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应对措施出台的时机、内容和步骤，还是一体化的继续向前推进，基本上都是遵循德国人的思路和理念。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欧元让德国享受到“双重优势”。一方面，欧元的汇率是依据各成员国的经济权重来确定的，德国的权重与比其弱小的成员国权重相互加权对冲之后，德国实际享受到了比马克时代更为“便宜”的汇率，欧元的使用相当于马克“自动贬值”，这自然有利于德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其他成员国无法再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对“德国制造”的优势，这让原本就非常强大的德国工业很快在欧洲大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原本能够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或者对德国有顺差的国家在欧元启动之后很多都变成了对德逆差，德国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欧盟内部，并且这一份额在欧元引入之后一直增长迅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达到顶峰。从2001年到2012年德国积累了约1.7万亿欧元的顺差。所以说，欧元重塑了欧洲的资本循环，德国通过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德国，同时德国又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地吸纳金融资本，然后德国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巨额资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如此循环往复。在欧洲的这种资本循环中，德国始终掌控着欧洲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实际上扮演着“欧洲银行家”的角色。正是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影响力持续增强。这是德国之所以能够主导欧洲的权力来源，欧债危机对德国的这种权力更加放大和凸显。

可以说，此次欧债危机没有被白白“浪费”掉，目前对欧洲而言更多地成为了改革与转型的良机，并且已经显现出了成效：经济上更具竞争力，政治上更具凝聚力，德国则从幕后走上了前台，越来越自信和从容地肩负起了欧洲核心领导的角色，推动着欧洲改革和一体化走向深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