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13年中国与日韩关系的新特点

对比中日与中韩关系，一个最为直观的判断就是，两个双边关系呈不对称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中韩关系在全面深化，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则在全面倒退。

（一）不对称的中日韩关系

2013年中日关系跌至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表面上看源自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安倍政府的上台，实质上源自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失衡给日本带来的战略压力和焦虑，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安倍代表了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倒不如说安倍奉行的是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权力哲学。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此后双方差距继续拉大。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中国2012年的GDP已达83584亿美元，日本为59597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高过日本40%。随着安倍经济学效应低迷的显现和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日渐加速的国内经济转型，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剪刀差将会越来越大，时间已不在日本一边。在此情势之下，日本由于国力差距而导致“日本优越感”丧失，由此带来心理失衡与战略疑惧在某一个时间点迸发是可以预期的，毕竟日本作为亚洲的最强国已持续百年，让日本接受中国重新崛起、重回亚洲第一的事实，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和心理调适期，这是中日关系走向低谷的一个结构性背景。换言之，在此种背景下，中日关系出现大的起伏并不意外。

同样对中国崛起抱有战略疑惧的还有美国。美国作为世界的霸主，维持其作为世界霸主地位，主导包括亚太地区的一切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俨然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之所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军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客观上冲击了美国的这一核心利益，由此，自2009年底以来美国推行亚太战略再平衡，目的不是在中美之间实现一种权势和影响力的均衡，而是保持既有的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剪刀差，以此防止美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被中国推出去，维持美国在亚太的主导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为焦躁中的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对冲中国的机会，由此日本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战车上，在向老大表白一番之后，日本重新上路，奔向制衡中国的最前沿。这是中日交恶的地区背景。

但是，仍然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日本的国内背景。日本早已是经济、科技大国，实现政治大国的梦想就成为多年以来日本的夙愿。客观地说，几十年来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所采取方式基本上是通过贸易，增强国力，树立和平国家的形象。早在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表示要走“和平国家之路”，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但问题在于，狭隘的民族性格、对比邻国所产生的固有的优越感以及崇尚实力的传统使得日本不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彻底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行。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日实力差距显著拉大的背景下，重拾武力就成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手段。这

也是我们当前看到日本加强军备、试图改宪立制的一个国内原因，也是日本右翼得以重新起势的重要根源。日本要将增强军事实力作为实现政治大国地位的手段，就要创造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那就是日本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必须通过加强武装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中日权力对比产生的失衡心理与美国大体指向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此时为日本找到了借口，那就是将中国塑造为日本和地区的威胁，以此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

为此，安倍一方面要借助美国实现强兵出境的目标，另一方面要利用中国崛起和钓鱼岛问题制造“中国威胁论”，以图在日本国内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修宪强兵铺路。根据日本防卫省2013年4月17日公布的统计， 2012年3月至2013年4月，日本针对中国飞机紧急出动架次，比前一年度增长了近一倍，达到了306次，第一次超过了针对俄罗斯的出动，占到日本所有紧急出动架次的54%。中国作为日本想象中的敌人实现了。

日本学者毛里和子认为，新阶段中日关系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结构：第一层次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与价值相关的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以及派生出来的教科书靖国神社等问题；第二层次是与中日两国在亚洲及国际社会的权力相关问题，如中日在亚洲的地位之争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等；第三个层次是与钓鱼岛东海海底资源等能看得见的“利益”相关问题。毫无疑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在当下，中日关系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通过增强武力实现其政治大国地位进而主导地区事务的逻辑是完全错误的，这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全面恶化，当然包括中日关系中最为宝贵的民间交往。

反观中韩关系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在半岛问题上推行“半岛信任进程”，在国内则力图实现第二次汉江奇迹。这两个国家战略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在这一共识之下，朴槿惠开展上任之后访华的“心信之旅”，与中国领导人就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绘就了中韩关系进一步的蓝图和框架。2013年可以说中韩关系全面深化的一年，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改变了中韩关系既有的“经热政凉”的模式，向“政经双热”的格局发展。从朴槿惠总统出访的次序看，中国在韩国的整体外交部中已经超过日本，这与韩国新政府履新伊始提出的提升中国在韩外交布局中的地位的允诺相一致。尽管中国尚且不能和美国在韩对外战略格局中的位置相比较，但这至少意味着韩国对中国的地区作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和判断。

其次，中韩安全合作取得了新进展，韩国忽视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外交传统发生了改变。两国将目前现有的副部长级的外交和国防部门的对话机制一举提升为超越两国部长级、直接实现副总理级别的外交、安保的战略对话机制。除安全合作机制外，两国就朝核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安全领域的合作涵盖了双边和地区两个层面。

再次，中韩人文交流的协调机制和目标得以确立，人文交流的纽带得到强化。在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决定设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并每年举行一次会。“共同委员会”的成立与运行为中韩人文交流提供了机制保障，对于人文交流的顺利推进和功能优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韩民间存在很强相互抵触心理的情况下更复如是。而“人文共同体”或者“人文同盟”的目标的提出，则意味着两国找到了人文交流最终努力的人文方向，这在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文交流中所曾有过的。

（二）二对一格局的初步形成

安倍政府的极端现实主义政策不仅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也对韩日关系造成了极大冲击。回顾整个2013年，不仅预想中的中日韩峰会未能成行，谈判中的中日韩FTA仍然纠缠于谈判的程序阶段而毫无进展。在中日韩多边外交毫无建树的同时，韩日双边关系也被竹岛主权归属、历史认识、靖国神社和慰安妇等问题所绑架，两国互信与社会认同受到极大冲击。日韩两国媒体2013年9月10日公布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90%的韩国人不信任日本，同时也仅有59%的日本人相信韩国。在认为韩日两国关系不好的韩国人中，94%的人认为是因为独岛之争，另有64%的韩国人表示，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没有给予足够的真诚道歉也是两国关系不好的原因。

中日交恶、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在东北亚中形成这样的一种地区效应，即在战略态势上中韩合作对抗日本错误的历史观、领土观和改变战后地区秩序的企图。而在中韩两国之间一些**问题上双方也在刻意避免刺激对方，以妨碍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比如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发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公告。日本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狂躁和敌对情绪，甚至扬言击落中国巡视的无人机，将两国推至冲突的边缘。韩国基于中国防空识别区与韩方有重叠，表示不能认同，但并没有过激的回应。对于韩国于12月8日公布韩方防空识别区扩大方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虽表遗憾，但称中方愿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与韩方保持沟通，希望韩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双方的言辞温和而富有外交礼仪，全无中日间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息。尽管日方对韩国扩大识别区的方案表现出一种“平静接受”的姿态，但日本媒体不无伤感地表示，在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日本被中韩“晾在了一边”。

中韩升温已经波及日本的认知。2013年6月28日，就在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收到高规格礼遇接待的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被记者逼问日本对此如何反应，《朝日新闻》称，“中韩上演统一战线，日本被推到墙角。”可以预期，如果安倍继续秉持其强硬而错误的历史观，继续奉行与邻为壑的对外战略，中韩联合对抗日本的格局必将持续下去。不对称与二对一成为中日韩三国关系2013年的客观写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