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3年中韩关系回顾

与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相比，2013年中韩关系继续发展，全方位合作继续深化，这给东北亚局势带来了一股暖流。

（一）渐入佳境的中韩政治关系

1992年建交迄今，中韩关系每过五年就上一个台阶，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双边实质性合作越来越频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逐步深化，逐渐摆脱从属于对美关系、完全受制于朝鲜半岛事务的状态，开始向地区繁荣、稳定与和平的支柱方向发展。

2013年6月27日至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对中国进行了被外界称之为“心信之旅”国事访问，即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相互信赖关系的积累和互助。朴槿惠此次访华，打破了历届韩国总统按照美日中俄顺序进行国事访问的惯例，体现了中韩关系已经超越了韩日关系，对华外交已经上升到韩国外交战略中仅次于对美外交的战略地位。这一外交传统的转变反映出韩国对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转型的重新认知和在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再次评估。意即韩国意识到为实现其“朝鲜半岛信任进程”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必须有来自中国的支持和战略协助。

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并以附件的形式发布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标志着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安保、经济社会、人文交流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全方位的加强。也可以说，此次访问确立了中韩“加强面向未来的互惠合作”的路线图，就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达成原则协议。

此次访问不仅韩国重视，而且中方的安排也格外细致和周到，比如，在27日已经设晚宴款待朴槿惠总统的前提下，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为朴槿惠设下午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也与朴槿惠举行会见。如此规格的接待令韩方倍感欣喜。用“渐入佳境”形容中韩政治关系可谓恰如其分，从本质上看，此次访问彻底改变了中韩关系既有的“政冷经热”模式，向“政经双热”的方向发展。客观地讲，中韩政治关系的深化确实具有重塑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的潜质，而这种深化在当前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

首先，中韩关系经过20余年的磨合与发展，韩国政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既有的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难以为继，提升对华政治关系势在必行。加强美韩同盟以优化韩国安全环境，发展中韩经贸往来以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红利，是韩国历届政府的基本外交策略。该政策确实为韩国带来巨大经济收益：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贸易顺差来源地和第二大投资对象国。但是，随着东北亚格局出现新变化，以及中韩经贸往来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两国政治互信滞后已经成为中韩经贸往来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障碍，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已是穷途末路。

其次，中韩两国的相互需求在急剧增加。对韩国而言，没有中国的理解和支持，韩国要实现其经济振兴计划，推动半岛统一进程，从而创造有利于半岛和国际社会的双赢局面的半岛信任进程目标将无法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紧密的中韩经贸关系是韩国实现经济振兴计划的首要外部因素。中韩都面临着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共同难题，资源紧张、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等因素成为制约两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需要两国相互交流、合作与借鉴，重塑东北亚发展模式。同时，中国对半岛南北双方都有重要影响，其政策调整直接关乎半岛和解与统一的进程，韩国尤其需要来自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对中国而言，在美国重返亚洲、中日关系趋冷的情势下，中国面临的地区安全压力陡然增加，需要韩国作为对日同盟伙伴，以增强在中日博弈中的战略优势地位。中国需要韩国这样一个严重依赖中国同时又是美国同盟的伙伴发挥“中介”作用，推动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的某种对接，牵制美国在半岛的战略投入，缓解地区安全压力。

再次，相似的发展梦想，为深化中韩两国关系提供了共同话语。韩国新政府提出经济振兴、国民幸福、文化繁荣的施政目标，强调开启“国民幸福时代”，这与“中国梦”有诸多契合之处。两国梦想的共通与分享为两国和两个社会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信任奠定了目标基础与精神源泉，成为两国开展深层次交流的共同话语。

最后，东北亚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地区安全与稳定需要中韩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与交流。东北亚经济发展遇到模式障碍，而日本与周边国家交恶导致地区经济合作止步不前。此时，需要中韩合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外溢效应已超越了双边层面，带动地区其他国家更加关注于地区内的经济合作，为地区经济融合注入新活力。朝核问题始终是困扰地区安全的关键问题，中韩深受其扰。两国对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有着战略共识：中国长久以来致力于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张构建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韩国新政府提出要与国际社会开展紧密合作，有效解决半岛安全危机，在解决半岛问题的同时，实现增进东北亚和平合作的良性循环。没有两国的参与、支持与合作，朝核问题的解决无从谈起，需要两国合作管控危机，保持地区稳定。

当然，中韩政治关系的深化面临着不少亟待克服的问题，有些甚至还蕴藏着结构性困境。

第一，外部因素干扰导致中韩政治互信较低。中韩关系复杂之所在源于它不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朝核问题、半岛统一与中国对朝政策等不时干扰着中韩关系发展进程，美韩同盟更是困扰两国互信的痼疾。朝核问题与半岛统一是韩国最为关切也是最为**的核心问题，尽管中国一再向韩方阐述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中朝关系的特殊性，却使得韩国怀疑中国在实行一种偏袒朝鲜的政策。韩国认为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对朝鲜“变脸但不翻脸”的立场，中韩合作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能否在韩朝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成为韩国眼中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试金石。另一方面，中韩已就东北亚安全合作达成原则一致，但韩国如果延续其倾向美国的对外战

略，充当美国东亚战略布局的棋子，而不能在中美韩三方之间形成对称的平衡关系，安全困境与信任缺失将持续存在，两国战略合作的棋局亦将很难盘活。

第二，军事领域交流与安全合作滞后。形成这一交往格局不仅有历史原因，更有现实政策的影响。美韩同盟为韩国提供了基本限度的安全保障，而韩国历届政府推行先美后中的对外战略，并强化韩美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导致中韩之间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匮乏。军事同盟的排他性与潜在敌对性致使中韩之间疑虑重重，互有提防。军事安全领域交流滞后导致两国互信缺失，成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沦于政治宣示的重要根源。

第三，社会不理解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浓厚。中韩民众存在着较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韩国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对中国未来走向感到不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更动摇了两个社会交流与互信的基础。近年来，两国民众的相互好感度在不断下降。中国民众认为韩国需要摆脱“小国心态”，重新审视崛起中的中国；韩国民众则觉得中国要脱离“受困心态”并放弃“回归传统秩序”的抱负。两国民众如何学会反省自己和理性认识对方，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念，破除心理上的“安全困境”与“认知误区”，成为中韩关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二）加快升级的中韩经济合作

中韩经济合作发展很快，现在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投资目的地。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韩国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近年来，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中国这个庞大市场需求拉动。韩国政府正在实施“再造汉江奇迹”的国内经济发展计划，离开了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外部环境，韩国的经济振兴计划很难奏效。而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型同样需要发展与韩国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说，经济领域的高度相互依赖已将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由此，我们界定经济合作为中韩关系的“压舱石”无疑是一个极为恰当的客观描述。

双边贸易和投资的持续增长是中韩经济依存的重要体现。2013年1—11月，中韩贸易额为2503.25亿美元，同比增长7.4%，其中出口841.38亿美元，增长4.5%，进口1661.87亿美元，同比增长9%。全年贸易额可望突破2800亿美元，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就投资领域而言，中国对韩投资主要集中在贸易、航空、金融、旅游、工程和劳务输出等领域。2013年上半年，韩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申报额为80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资额为1.5亿美元。2013年上半年，韩国对华投资为19.23亿美元，部分韩国企业对华投资逐步转向高技术产业。

中韩经济合作不仅体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更为有意义的还在于以下两个领域：货币金融合作和中韩FTA建设。中韩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业已经展开。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宣布签署一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该协议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总额为260亿美元）。该协议的签订不仅有利于帮助韩国解决面临10年来的经济低谷，也令人民币首次以官方的姿态走出国门。可见中韩第一次货币互换协议对双方而言都是有益的。201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中央银行）在首尔续签中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进一步扩大至3600亿元人民币/64万亿韩元。从韩国方面来看，启动中韩货币互换是政府致力于推动韩元在海外交易中最终实现自由可兑换的措施之一，政府还希望通过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来提高韩国对全球金融波动的抵御能力。从中国方面看，中韩双边货币互换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2013年在执行既有协定基础上，两国货币合作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2013年1月27日，韩国央行表示，该行首次动用了与中国签署的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互换，向韩国外换银行（Korea Exchange Bank）发放6200万元人民币贷款，而韩国外换银行将把这笔资金贷给希望用人民币向中国贸易伙伴付款的韩国企业。韩国银行认为，通过动用双边货币互换进行贸易结算，韩中两国企业将获得稳定的融资，并减少外汇风险敞口和交易成本。可以预期的是，中韩货币互换永久化与相互间外币使用日常化将成为未来中韩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方向。

关于中韩自由贸易区。2012年5月2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与韩国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朴泰镐在中国北京宣布，中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截至2013年底，中韩自贸区已进行8轮谈判，自贸协定主要框架已搭成，进入充实协定内容的出要价阶段。中韩自贸区主要框架的达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日、韩日关系出现危机，中日韩自贸区进展缓慢的情势下，中韩自贸区一旦达成，不仅大大有利于中韩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推进步伐。

尽管迅速发展的经贸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在中韩贸易迅猛增长的同时，韩国对许多中国产品采取关税壁垒、反倾销或歧视性检疫标准等做法以维持对华贸易的常年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韩出口。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彼此利益关切，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共赢的发展与增长，成为中韩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三）安全合作的战略深化—中韩良性互动安全格局的形成

中韩关系史证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并不是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根本性因素一是相互利益的认同，二是发展目标的共识。中韩对于相互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是有共识的，比如中国认同和支持韩国与朝鲜和解、合作，最终实现民族统一的目标；韩国认可中国民族复兴的民族梦想。中韩在安全领域存也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其中最大者是彻底走出本地区冷战残余阴影，建立新的地区格局和秩序。因为只有这样，东北亚才能长治久安，朝鲜半岛

才能超越靠停战协定维持的军事对峙下的脆弱的和平。但是不可否认的一面是，第三方因素不时干扰着中韩安全合作的进程。具体说来就是美国和朝鲜，意即韩美同盟和中朝特殊关系。

对于韩国来说，美韩同盟是第一位的，是其整个外交政策的基石，其次才是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韩国确定不移的外交战略方针。在安全领域同样如此，以朝核问题为例，韩国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成为半岛安全的最大忧患，韩美同盟的存在制约了朝鲜的盲动行为，有利于半岛局势的稳定。这是一种分析逻辑。但是，另一方面，朝鲜认为韩美同盟的存在威胁到了朝鲜的生存，为生存计，朝鲜不得已寻求核武器以自保。如此一来，同样的事件却出现了两种因果链条。孰对孰错姑且不论，但问题在于韩国倾向于前者。对此，韩国学者李成贤总结道：韩国在过去60年间，是以美国为中心看世界的国家，“韩国以美国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不想改变他们已经熟悉的世界，这些人现在是韩国社会的主流。”

从中国的角度看，显然第二种逻辑更为客观。另外，中国也认为韩美同盟的存在并不利于中韩关系的发展，美国在朝鲜半岛实质上奉行的是一种“双重规制”战略，即不仅要规制朝鲜，也要防范和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前韩国李明博政府强化美韩同盟，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战略调整，以2010年3月26日“天安舰事件”为契机，与美日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导致半岛周边局势不断升级，而后“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发生更使半岛战争一触即发。半岛局势的变化给中韩政治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对于与半岛南北双方都有密切外交关系的中国来说，无疑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也使得2008年建立起来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面临考验。特别是美韩黄海大规模军演，致使美国“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直接开到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家门口—黄海，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对中国领土的威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不认为韩美同盟有利于地区安全和中国自身利益的维护。

另一方面，韩国也未必能从中美分歧中获取最优的收益。中美合作关系已变得越来越事关地区全局，中美各自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会更注意避免摩擦扩大到地区层面而付出伤及各自核心利益的代价。第三方因素，尤其是非全局性因素，很难轻易左右中美各自对双边关系的把握。韩国虽然是美国盟友，也很难例外。事实上，鉴于中美两个大国的性质，双方的合作只能是共赢性质而不可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追随或配合，这也决定了韩国要从中美关系中获益，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共赢合作，而很难从零和游戏中获得真正好处。基于这样的判断，韩国在韩美同盟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间找准平衡点更符合三方利益，也为中韩安全合作夯实了互信的基础。

中朝特殊关系同样也是历史产物。长久以来，中国从国家安全和地区整体利益的角度，妥善维护和处理与朝鲜的合作关系，同时致力于维护半岛的政治稳定和无核化，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来缓和半岛紧张局势。但是，中国的对朝政策很容易被韩国解读为包庇、袒护朝鲜，是在奖励恶行；发展与朝鲜的经济往来被认为是在为朝鲜发展核武提供必要的经济来源，维持半岛和平的基本政策却使中国成为朝鲜的守护人。

如何超越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促进双方安全合作的顺利进行，成为中韩安全合作的最大命题。在这个方向上，2013年的中韩安全合作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在6月份的朴槿惠总统访华之旅中，中韩建立了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和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间的对话机制，将两国目前现有的副部长级的外交和国防部门的对话机制一举提升为超越两国部长级、直接实现副总理级别的外交、安保的战略对话机制。两国首脑还决定以“信件交换”“派遣特使”“电话通话”等方式进行实时沟通，并首次开设两国外交部长间的热线电话。这些机制的设立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机制保障，尤其是国防部门对话机制的设立，更为两军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崭新的途径。尽管韩国很难改变“美国第一”的外交基轴，但是中国在韩国外交整体布局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这对于中韩互信的达成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说，中韩安全合作的深化已成为2013年中韩关系的最大亮点。

（四）反思与推进—亟待扩大的中韩人文交流

2013年中韩人文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文交流的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我们知道人文交流在于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奠定民意和社会基础，中韩人文交流的目的显然不仅止于此。在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中韩强化了两国的人文纽带，建构人文共同体成为中韩人文交流的一个目标。二是人文交流的机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朴槿惠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决定设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2013年11月19日，“共同委员会”在韩国首尔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而使中韩人文交流有了统一的协调机构，为人文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机制基础。另外，双方将加强两国在教育、旅游、文化、艺术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三是两国决定启动两国国策研究所和智库间的联合战略对话，扩大了人文交流的领域，将知识界纳入人文交流的领域，可以更好地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咨询。

尽管中韩人文交流进展顺利，但是，两国间的民意基础并不牢固，很小的事件就可以在两个社会间引起大范围的争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激扬，最终损害两国相互间的信任与好感。中韩对共有文化解读有所不同，在某些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韩自古就有着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高句丽国和渤海国更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存在于历史长河中，两国文化具有极大的相通性。文化发源与历史问题需要以客观严谨的态度予以公正解读，但是近年来韩方多有失之公允的诠释，导致两国民众间口水仗迭起。对待历史问题，两国需要学会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知识界进行客观、科学的研究与敞开心扉的交流。对于文化问题，强调两国文化中共“有”的概念，深化共“享”的理念，相互吸收与借鉴，实现文化上的战略共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