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二

深陷安全困境的东北亚：坚冰与暖流同在

韩爱勇

2013年是中日韩三国新政府上台执政后的第一年，世界将期盼的目光聚焦东北亚，希望三国新政府能够为东北亚地区带来新气象和新希望。但是，东北亚局势并没有沿着世人所期待的方向演进。日本安倍政府罔顾历史事实，奉行与邻为壑的强硬战略，彰显与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纠纷，将日本的对外战略绑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战车上。这些举动不仅导致中日韩峰会停摆，三国自贸区建设步伐停滞，更使中日关系、日韩关系急剧恶化，深陷安全困境。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敌对情绪与民族主义也空前高涨，严重削弱了两国信任的社会基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2013年全面回暖，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槿惠成功访华之后得到全面提升和深化。回顾2013年，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呈现出两对不对称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而在地区层面的表现可谓坚冰与暖流并存。

一、2013年中日关系回顾

2013年中日关系由于日本安倍政府在领土争端、历史问题上奉行错误而顽固的立场，并将其国家战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视中国为其现实中的敌人，而出现全面倒退，陷入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

（一）临近冰点的中日政治关系

中日政治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这一政治僵局在安倍上台后进一步恶化。

首先，安倍上台之后奉行右倾化的政策，中日政治关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安倍政府陶醉于国内右翼势力的鼓噪喝彩之中，接连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靖国神社致敬论”等互有关联的论调。2013年4月23日，安倍首相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不一定被界定为侵略行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这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关于侵略的学术界定姑且不论，安倍如此发声，表明日本政府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在对待邻国关系上依然秉持着“文明优越论”的故有理念，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在拯救邻国于西方列强的掠夺与盘剥。这无疑对1995年村山富市发表承认日本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村山谈话”的公然否认。事实上，日本历届自民党首相都表示在历史问题上继承村山谈话，安倍作为首相就曾遵循过这一惯例。但是对于此前的做法，安倍曾表示痛悔不已，打算发表新的讲话，取代“村山谈话”。这也表现出安倍试图重塑与邻国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无独有偶，5月13日，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桥下彻在答记者关于如何看待村山谈话的提问时也表示认同安倍的“侵略定义未定论”，并进一步阐述日本之所以接受“侵略的事实”源自“日本战败”的结果。维新会作为日本大选后的第三大政党，其党首与安倍一唱一和，实际上无意间向世人透露出这样的一个事实：日本政局右倾化亦非个别现象而渐成气候。

对于安倍等人的历史观，就连其盟友美国也感到担忧。美国议会调查局在2013年5月8日发表的一份有关日美关系的报告书中警告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错误历史观，将会导致东亚局势的混乱，也将给美国的利益带来损失。对此，安倍并不认同，并在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其“靖国神社致敬论”：关于靖国神社，让我谦卑地敦促你们考虑，你们自己在向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战死者表达敬意问题上的立场……关于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在为国效力中失去其生命的人们的亡灵……一个日本领导人给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们祈祷，这十分自然。我认为，这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做法没什么不同。在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的亡灵后，就有（日本领导人）去那里参拜，中国和韩国多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接下来，他们突然开始反对参拜，因而我不会说我是否参拜或克制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安倍首相不可能不知道，靖国神社不单纯是祭祀场所，而是代表着日本侵略历史的一个现实政治符号。参拜问题实质上是日本向邻国和国际社会表明日本对待未来的态度和未来所要选取的国家发展道路。安倍公然大放厥词，固然有国内参议院选举的政治考虑，但更为关键的是折射出日本社会的走向，那就是右倾化的政治格局背后的右倾化的社会，安倍只是借个人之口说出了很大一部分日本人的心声。在这种政治氛围下，2013年4月23日，日本168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自2005年10月以来单次参拜人数最多的一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中日政治关系走向谷底，安倍政府只是在关键时刻按下了关键的按钮，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已被不可避免地破坏了。

其次，关于钓鱼岛争端。近年来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爆发性问题，源自野田政府罔顾《波茨坦公告》而炮制的所谓“购岛事件”。2012年4月16日，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将于年内购买钓鱼岛；4月28日，东京都发起“购岛”募捐活动；7月24日，日本首相称政府筹集预算，正式准备钓鱼岛国有化程序；8月23日，日本政府受理东京都登钓鱼岛申请；9月2日，东京都完成钓鱼岛海域调查；9月5日，日政府和“岛屿所有者”达成“购岛”初步协议；9月10日，日政府会议确定“购岛”。民主党购岛固然有其转移国内矛盾、凝聚人心、提高执政威望的国内考虑。但是，购岛行为却使原本停留在“民间社会”层面的岛屿争端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层面。

安倍上台后，利用美国重返亚太防止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事务之机，基于美日同盟与自身的实力接过美国制衡中国的“头马”角色。在此背景下，钓鱼岛争端已由中日领土纠纷演变为中美日围绕亚太主导权的战略博弈，日本借机图谋改变战后东亚和平秩序，实现主导地区格局的大国抱负。对此，中国总理李克强2013年5月26日访问德国期间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并发表讲话称：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我要特别强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的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等岛屿归还中国。这是用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也是二战后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证。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应该维护战后和平秩序，不允许破坏否认这一战后的胜利果实。李克强指出，历史是客观存在，也是一面镜子，中国古语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任何否认或企图美化那段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言行，不仅中国人民不能答应，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都不能接受。中国愿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携手，维护二战后确立的和平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对于邻国的劝导日本置若罔闻，大肆炒作钓鱼岛问题，制造中国对日本和亚太地区的威胁的意象，目的就是要以钓鱼岛争端为突破口，修改和平宪法，实现军事独立，成为不受控制的“正常国家”。日本完成“钓鱼岛国有化”后不久就派外相到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法、英、德，解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极力制造“日本被中国欺负”的国际舆论。据日本国内媒体披露，为了应对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日本军费2013年将增加2%，为11年来的首次增长。2013年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其即将出访美国前夕释放“雷达照射说”，无端指责中国军舰用火控雷达照射日舰。甚至公然公开指责中国与邻国起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要”，甚至还直接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回顾安倍上台前后的言论，比如安倍在此次组阁前后屡屡表示“后悔上次组阁时未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2月安倍出席自民党内的“推动修改宪法”会议时，满怀信心地对外宣称，要在任期内完成修宪。显然，在安倍眼中，基于日本强军、修宪的战略需要，中国作为“日本敌人”的身份必须由理念变为现实。在美国面前挑战中国已成为日本当前的战略需要和必要选择。

再次，日本将其国家战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安倍政府履新以来，内阁成员包括首相本人首先出访欧美，一来宣誓美日同盟牢不可破，重铸美日之间的信赖关系，极力拉美国介入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二来向欧洲灌输中国欺负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的观念，将其

定位为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重申两者之间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一致性。进入2013年以来，则将外交的重点集中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试图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比如， 2013年1月16日至19日，安倍相继访问越南、泰国和印尼，推行价值观外交，声称以“法律规则”解决海洋争端，维护海洋安全。3月30日，安倍访问了蒙古，这是自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后7年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蒙古。安倍访问蒙古固然出于日本的能源战略的需要，但从中国北面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也是日本的重要战略企图。5月26日安倍访问缅甸，系日本首相36年之后首访，意在为日本企业打开通道，加强同缅甸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同时为了分化缅甸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7月25至26日，安倍第三次出访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三国，努力打造日本东南亚战略的经济、军事和外交三个支点。10月9日安倍四度来到东南亚，在文莱出席日本与东盟（ASEAN）十国峰会，公开鼓吹“中国威胁论”。

安倍试图遏制中国的战略早在2013年2月出访美国之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就有过明确的阐释：安倍认为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意在巩固自身的政治支持。对此，安倍宣称，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端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而他计划通过提升军费开支、增强与泰国、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等方式进一步予以应对。安倍强调，为了制衡力图在亚太地区活跃开展海洋活动的中国动向，强化日美同盟至关重要，中国则应转变政策。安倍的亚洲外交显然就是其“遏制计划”在现实层面的体现。

近来随着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更使日本将其战略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身上。在中国宣布划设识别区的当天（11月23日），日本外务省的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伊原纯一就致电中国驻日公使韩志强提出了严正抗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1月24日晚间告诉媒体，中国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上空纳入防空识别区的举动是不可接受的，认为此举“将引发不可预见的情况”，要求中国撤回。25日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国家安全保障特别委员会上，针对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表态，称日本自卫队将继续在本国周边海空域进行警戒监视活动。同时，针对“领空”侵犯的情况，日方将根据国际法和自卫队法进行“严正对应”。同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院决算委员会上称，中国军方划设防空识别区将有“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要求中方撤销划设决定。28日，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宣称，自卫队将和美军一样照常在东海飞行。12月6日下午日本众院在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对中国划设涵盖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所谓“抗议”，并要求中方立刻撤销。日本抛出一连串高密度、高层级的外交宣示，甚至将改变地区海空秩序的大帽子扣在中国头上，发誓坚决予以阻击。

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中日间战略互信已不复存在，更谈不上在短期内重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领土纠纷带来的两国社会相互敌视的民族主义情绪更使两国友好关系的社会根基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日本将其战略矛头指向中国，视中国为地区秩序的破坏者和日本的敌人，为其摆脱战后秩序、主导地区格局的目标障目，意味着战略对峙情势下的中日政治关系持续下探将难以避免。

（二）颓势凸显的中日经济合作

政经分离，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红利，是日本历届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回顾中日关系史，在小泉执政时期由于小泉“拜鬼”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时，中日经贸往来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对此，日本政府颇为得意，认为即便中日政治关系搞得再僵，经贸往来将一如既往。但是，此次严重跑调的安倍政府在导致中日政治关系临近冰点时，中日经贸关系也随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随着政治僵局的发酵，颓势越来越明显。

1．中日贸易统计

受全球经济复苏放缓、日本政府非法“购岛”对中日关系造成损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日贸易额3294.5亿美元，同比下降3.9%。从2013年1月至9月份的贸易统计数据看（见下表2-1），除1月份中日进出口呈增长趋势外，2至8月份均为负增长，而且下降的幅度远远超过2012年的比例。虽然，1月至9月份的下降幅度呈下降趋势，但可以预期2013年中日贸易整体下降已成定局。

表2-1 2012—2013年中日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2．贸易结构分析

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而在与日本的贸易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就更大，中间产品在日本对华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60%。长期以来，已形成中国从日本进口高端零部件，在国内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日最终消费市场的较为稳定的三角贸易结构。

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12年第四季度，日本对中国汽车、汽车零部件、电子零部件的出口都呈现出了自由落体式的下降。日本汽车整车对华出口的骤减，主要由于中国国内消费者自发抵制日货的结果；随之，汽车零部件出口下降的原因主要由于在华日系汽车销量减少、生产减少，从而导致所需零部件的减少；电子元器件和发动机对华出口减少的原因，则是受中国经济减速和钓鱼岛争端的双重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大陆出口76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8%。随着日本对华出口下降，美国5年来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2013年上半年日本面向美国的出口额达到655.6亿美元。从各出口品类来看，日本对华出口主力产品—一般机械的低迷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总体数据的“后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中国研究部在一份报告中称，面向中国的建筑和采矿设备出口同比下降了61.6%，原因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放缓”。问题在于，同期中国从德国进口的同类产品从统计结果上看并没有出现类似的猛跌。由此可见，日方解释显然不着要害。一个确定的解释就是由于中日政治关系的趋冷，经贸往来的不确定在增加，由此导致经贸往来的变冷。

就中日贸易依存度而言，以2012整年为例，日本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19.7%，出口依存度为18.1%；而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为8.5%，出口依存度为7.4%。从表面数字看，似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度高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度，但实际并非如此。日本对华出口的产品中，高端零部件、中间产品、特种钢铁、电子元器件等原材料、机床等生产设备约占6成，其中某些核心零部件仍是短期难以替代的。放眼目前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虽然中国已是世界工厂，但就产业链而言日本仍然处于产业链条的上游，而中国则处于下游。中日双边贸易的垂直合作成分依然很重，两国贸易的互补性仍然很强。这也是在日本国内一些人群中盛行“中国对日技术需求说”的根本原因。

3．对华投资

2012年，对华投资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投资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6.1%，在当年吸引外资国家和地区中居第二位，仅次于中国香港。2013年1—9月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为59.4亿美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提供的资料显示，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较2012年同期下降31.1%，相比之下，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额则较2012年同期增加55.4%。不可否认，这种投资格局的形成与日本政府一贯号召本国企业降低单一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推行“中国+1”的政策有一定的相关性。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提供的资料同时也显示，根据其2012年所进行的“海外日资企业活动调查”报告显示，未来1—2年日本企业业务发展方向发生将发生显著的变化。虽然中国仍是日本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投资重点，但所占比例有较大幅度下降，尽管扩大对华投资的企业占比为52.3%，但比2011年下降了14.5个百分点，相反日本企业对东盟国家和市场以及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在增加，其中东盟国家中的老挝成为日

本企业未来投资的重要首选地，并且回答“扩大业务量”的企业占比高达94.1%。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相比之贸易，投资情况的变化与一国政府政策的调整更加密切，换言之，日对华投资下降的原因不仅仅在日本政府的号召，因为2012年日对华投资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更在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可以预期的是，全年日对华投资出现明显好转的可能性很小。

（三）假想对手的自我实现—中日之间日趋激烈的安全竞争

安倍政府的终极目标在于摆脱战后地区秩序的束缚，追求军事独立，进而主导地区事务。基于此目的，以强硬政策抗衡中国的安倍以遏制中国崛起为幌子，重振日美联盟关系，刻意凸显中日两国的敌对性，为其强军、修宪找借口。上台后安倍本人及其内阁的部分成员所发表一系列的言行中，公然将中国作为日本的敌人，导致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日渐突出，两国的基本互信已不复存在。

早在当选后的一次集会上，安倍高举双手大呼天皇陛下万岁，安倍及其自民党还曾谈及恢复天皇为国家元首。安倍此举一个隐秘的目标是使天皇再度成为民族主义的凝聚点。这种错愕的举动其实表现出安倍内在的现实主义政治理念，即找回日本作为军事大国的历史荣光，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寻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联系到安倍宣称的重启日本核电站和从宪法中删除第九条的野心，这一逻辑就显得清晰可辨。但是，增加军事力量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着三重挑战：一是日美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日本军事实力的过度膨胀；二是国内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制约；三是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使国民相信日本确实面临着现实而又严重的安全威胁。由此，日本欢呼美国重返亚太，将自己的战略绑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战车上，充当其马前卒。进而几次三番地提出修宪的言论。最后，所有这些举动都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强劲崛起的中国必须是日本的敌人，即便是想象中的敌人也要将之变为现实。这就是我们此后看到日本新政府在下面一系列扭曲举动的逻辑基础。

安倍上台伊始（2012年12月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谈判的余地。”选择钓鱼岛问题作为对华强硬的突破口，亦是顺理成章之举，领土问题**而又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可以为日本争取到尽量多的时间来增加武备，修改宪法。2013年1月10日，中国军队一架运8飞机在温州以东、东海油气田西南空域进行巡逻，发现日本航空自卫队两架F-15飞机进行近距离跟踪，同时日方还有一架侦察机也在这一空域活动。为此，中方派出两架歼10飞机进行查证和监视，双方军机出现对峙。翌日，安倍晋三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新闻发布会，无端指责中国，展现日本对中国强硬表态的先声。究其本质，无非是在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鼓噪“中国威胁论”。外相岸田文雄在当月12日与东盟会议议长国文莱外交贸易大臣博尔基亚亲王会谈时称：“如何应对中国依仗武力进行扩张，是各国共同课题，期待作为议长国的文莱发挥作用。”这是日本安倍政府将矛头指向中国的肇始。

2013年2月，在安倍访美之前接受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专访中点名指责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领土”。初次公开表露出对抗中国的意图。2月23日，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华盛顿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安倍借此向世界宣誓：日本永远不做“二级国家”, “一个强大的日本回来了”。10月28日，安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益复兴的日本，今后将在亚洲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抗衡中国的实力。他希望日本成为这个正在为美国撤退和北京军力增强而担忧的地区的领袖。11月8日，安倍在参议院选举会议上公开点名，声称中国正不断增强军备使得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出现了严峻的态势，因此，日本要强化安全保障机制。至此，日本完成了界定中国为敌人、日本需要强军备战、担当地区领袖的臆想过程。

其实，早在2012年12月2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其就职仪式上表示，安倍首相决定提前修订作为长期防卫政策基本方针的《防卫计划大纲》，是为了强化日本自卫队职能和威慑力，配合美国的新国防战略。2013年初，自民党国防工作会议还一致决定，在2012年度原始预算4713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56亿元）的基础上增加约1200亿日元。新增款项将用于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AWACS）及E-2C预警机，以加强日本对进入钓鱼岛附近领海、领空的中国船只和飞机的监视。1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订《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保证日本在没有美国军援的情况下，也拥有独自应对突发事变的军事能力，同时使日本“提高对各种事态的即时应对能力”以及“增强保卫领土、领海、领空的力量”。防卫省还专门成立了“防卫力研究委员会”，开展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工作。

最终我们看到，日本在扩充军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比如，日本竭力推进其西南地区岛屿增兵，加速研发“心神”新一代战机，继续建造直升机航母，进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性装备，谋求组建“离岛防卫部队”。此外，日本还于2012年修改了太空开发“限于和平目的”的条文，为太空军事化消除了法律羁绊。

究其本质，日本无非是企图借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之力，实现日本地区利益，推进所谓的“国家正常化”。但在现实层面，日本正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东亚地区事务上表现出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刻更强的对抗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不得不对日本的无理纠缠作出必要的回应，而这反过来成为日本进一步向中国寻衅的借口。中国在东部海疆的任何举动都成为日本喊叫安全受到威胁的口实，军事反制的任何措施必然导致中国的相应反制。结果是将中国作为日本的假想对手的臆想在这扭曲的互动中自我实现了。中日安全竞争也在这种扭曲的互动中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日趋激烈，而日益严峻的安全格局又成为下一轮安全竞争的最佳映衬。

（四）停滞与警醒—问题重重的中日人文交流

中日人文交流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着极为特殊的作用。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正常化，与两国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和累积层进的路线密切相关，可以说中日关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中日两个社会间的信任与友好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根基。中日间的人员往来由建交之初的1万人，到现在已超过500万人。

让人痛心的是，2013年的中日人文交流被安倍强硬的右倾化政策冲击得支离破碎，不进反退，两个社会交流的氛围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近几年中日两国人文交流，国家层面的共识与行动还停留在2010年5月31日至6月2日温家宝总理访日时，双方同意采取具体措施扩大两国间的人文交流所达成的共识。中方邀请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邀请日本救援队和医疗队代表重返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日方在2010年至2011年内邀请了700名中国媒体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访日，同时决定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进一步促进两国间人员往来，推动中日人文交流。

2013年中日人文交流在国家层面陷于停滞，具体领域与地区层面的交流活动也屈指可数。2013年3月21日，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在北京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另一个行动为2013年9月5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5周年，由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福冈县日中友好协会主办的“2013年度九州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在日本九州福冈市举行。

人文交流的停滞是两国政治僵局持续恶化的必然反映，而双方人文交流的不畅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业已存在的政治信任鸿沟。如果两国民众之间的友好氛围被极大破坏，而不能及时通过交流沟通进行修复，最终形成相互敌视、相互疑惧社会情绪与民意基础，中日关系必将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才是中日关系真正的大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