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阶级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物质资料的增长和道德观念、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矛盾，社会进步中可能包含着退步，即经济增长与道德滑坡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评价社会进步，会出现不同的尺度。

当今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社会进步观就是非常片面的。他们或者把社会进步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完全以量化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来标志社会进步，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另外一些学者则以工业发展程度作为进步标志。例如，W??罗斯提出了经济成长的阶段论，把社会进步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成熟、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这是经济增长论的另一种说法。

法兰克福学派则以社会人道化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而弗洛伊德主义者如弗洛姆则以人的本质得以实现，使人成为互爱的、互相合作的，不再感到寂寞、恐惧、焦虑的人作为尺度。

一个人一个尺度。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评的，“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1]。这种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对立，是私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的观念是唯物辩证的。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肯定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经济，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社会最终的决定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必然发生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力达到的水平和发展速度，表明这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性和价值。只要它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它就可能继续存在，任何道德的愤恨都是无济于事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主张以道德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梅林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在《保卫马克思》中说：“历史研究者的课题根本就不是研究道德标准。他只须根据客观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事物的实在情况。至于他按照自己的主观道德见解对于那些事实作何想法，那是我们不想知道的。道德标准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如果活着的这代人想用自己的改变着的道德标准非难过去的时代，那就跟用沙丘的流沙去衡量固结的地层一样。”“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认一切道德标准的，但是也仅以这个意义为限。它把道德标准从整个历史研究范围中排斥出去，就因为道德标准使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把道德作为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但并不否定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无论对社会状况或个人行为都可以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估。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从社会发展来看当然是一大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说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使它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日益不平衡，人被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化，人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这一切都引起日益增多的道德愤恨和抨击。从道德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日益尖锐化是无可置疑的。这是一种疾病的象征，而不是疾病的原因。限制科技发展、降低发展速度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的还是通过社会变革来解决。

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道德问题同样是不能忽视的。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制约是一种极“左”思潮。梅林说，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按照资产阶级的道德规则进行斗争，“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遵守任何道德原则而进行斗争，他们只是遵守着他们自己的道德进行斗争”。还说无产阶级对于道德“完全不排除，恰恰相反，正是他们创造了工人党斗争的那种道德力量，那种最高度的坚忍、真诚、勇气、自我牺牲的精神”。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在处理革命内部的同志关系中要遵守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不能玩弄资产阶级的政客手腕。在取得政权以后，更要讲政治道德，讲公民道德，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一个高道德水平的社会。这样，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矛盾的状况，建设一个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