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基础，克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的两种主要片面性，是对现代西方哲学重新做出正确评价并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种片面性是忽视现代西方哲学归根到底体现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宣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局限性。如果不揭示它们并做出适当批判，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作用造成冲击。三十年来国内多次开展的对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都是由此而来。由于有这些批判，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又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种片面性得到了有效抑制。自私自利意义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在中国仍有影响，有时甚至还很显著，但它们往往是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因素造成的。对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的讨论当然重要，但不属于本文范围。

另一种片面性是将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很是复杂的社会基础简单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仅仅由这些哲学出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以后而将它们笼统地归结为代表腐朽没落阶级利益的哲学，或者说帝国主义反动哲学。这种片面性往往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因而能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长期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得以重新研究，大多数人越来越发觉将这些哲学简单归结为腐朽没落的反动哲学不符合它们的发展的实际状况，越来越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但是也有一些对现代西方哲学没有做过具体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未能持发展眼光看待的人在不同程度上仍坚持原有评价标准，似乎这种标准具有历史和理论根据。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基础呢？这就需要进一步从历史和理论上对之加以探讨。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说，现代西方哲学形成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取得政权而成了统治阶级的时代。这时无产阶级已开始觉醒，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发展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走上了准备和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由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转化成了作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这种转化使作为它们的意识形态的西方哲学在发展方向上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反封建的意识形态转化成了维护现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确是从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应当同时注意到：资产阶级地位的这种转化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转化都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成了一个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它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立即成了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在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上的这种转化做过明确的揭示，但是他们同时又明确地限定这种转化只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抗的时期才会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下面的话经常被人引证：“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马克思的这段话讲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变化。从哲学和经济学同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哲学（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哲学作为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有别于经济学这类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一段话则直接针对1848年以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的没落状况。他说：“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敌对的时代了。”[3]恩格斯最后一句话对他前面说的做了明确限定，这说明他并没有笼统地否定1848年以后的全部德国哲学。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必然处于对立地位，无产阶级为了求得本阶级及全体劳动者的解放必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由于内在矛盾的激化而必然陷入危机，以致最后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与此相适应，维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必然没落，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求的意识形态最终必然胜利。这些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共产党宣言》以来一再从理论上明确论证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否则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能用僵化和教条化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原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矛盾可能处于潜在状态或者说未被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存在合理因素。马克思在“跋”中明确地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否定限定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对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分别对不同情况做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例如，“跋”中分析了1820—1830年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激化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活跃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早已发生，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才出现没落的情况。至于在此之后资本主义是否能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是否一直处于公开的、激化的状态，“跋”中没有做具体论述，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从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实际发展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此作过肯定。因此，马克思“跋”中的上述否定并不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普遍否定，更不能将其扩大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根据。

资本主义当然必然灭亡，但并不意味着在特定的期限内立即灭亡，而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还可能获得一定的发展，显示出一定的活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同样有过明确的指示。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的说明更是非常具体。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40年代德法等国的情况时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4]

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1871年德国的统一和巴黎公社的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产业革命不仅在先进的英国和法国，也在后起的德国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新的、更为快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暴露，特别是工人起义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冲击促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地采取改良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没有触动，而是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却又起了分化和削弱工人运动的作用，使工人运动在西方先进国家走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进入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往后爆发了新的、更大的危机，俄国十月革命更是在资本主义薄弱的一环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各种形式的改革仍然保留了下来并得到了较大发展。一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的事实最为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在“导言”中的论证是多么深刻和准确。

既然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现代西方哲学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发展余地。从总的发展趋势说，西方哲学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必然走向没落，但从局部范围或一定时期来说，它们仍然可能发展。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否认这一点，那是闭眼不看明显的事实，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学、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当作马克思主义评价它们的普遍原则，那必然造成对往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全盘否定。这既不符合这些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研究这些西方学科来从其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达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总之，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为社会基础的现代西方哲学已不是代表先进阶级的哲学，但这个社会基础在一定范围内还有发展的余地，与之相应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可能具有向前发展的活力。如果考虑到这些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那就更不宜对之简单否定。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潮中存在着许多体现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学习。一些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大都也只是要求超越实证科学的界限，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科学，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甚至是杰出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