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的重建和发展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既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并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学科，又是一门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牵涉而受到过较多怀疑和误解，以致长期被简单否定、甚至被取消的学科。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后，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是其中显得突出的学科之一。

正是在这一年，我国学者在安徽芜湖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对“左”的路线影响下形成并长期被当作哲学史研究指导原则的所谓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把哲学史简单地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提出了质疑，一些学者进一步建议在我国恢复以现代西方哲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这种有利形势下，1979年在山西太原专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讨论会，进一步强调了恢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讨论了恢复学科研究的困难以及可能采取的步骤，初步制定了当前和长远的研究规划，建立了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学会后来对推动本学科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太原会议标志着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正式恢复。由于本学科研究在国内已停顿了几十年，学科研究的恢复实际上是从无到有的重建，诸如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思潮的基本情况的了解和介绍、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搭建、基本资料的编译和整理、课程的开设和教材的编写等，都需要从头做起。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方针虽然为本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具体怎样做在各方面都需要重新摸索。以往把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地归结为体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的腐朽没落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根本对立的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并由此而对之全盘否定虽然有片面性，但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怎样如实地区分其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怎样处理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怎样使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正确认识，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都需要着手进行具体研究。而这些都不是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从事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探讨。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复杂性决定了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重建和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必然是一个艰巨和长期的过程。期间必然经历各种曲折，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外，有时还会遇到各种人为的障碍。

三十年来本学科的重建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半期，当时本学科各方面的建设刚刚开始。原有基础薄弱，研究资料稀缺，研究人员不足、年轻一代尚有待成熟，这些都使学科研究受到较大限制。更为困难的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化的批判方式当时还占支配地位，许多人仍用僵化的眼光来看待本学科的恢复和重建，甚至对是否应当恢复还有怀疑。我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由于是国内编写的第一部教材，1981年出版后曾受到广泛欢迎。但也有一些人对之表示严重非议，认为这类书不应当出版，即使出版也只能内部发行，公开出版以致成为畅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被称为“第二冲击波”）。这种意见甚至还被上报到中央有关部门、再通报到各地，造成了很大风波。但改革开放方针毕竟已确立。有关领导部门组织了专家审核后确认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类似事件当时还发生过多起，有的专家受到过一些压力，但后来都被确认没有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得到了更多确认，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二阶段大致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时年轻一代学者已陆续脱颖而出；大家越来越感到学科建设不能满足于解决从无到有，而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突破旧的哲学思维和评价模式，对学科的内容重新加以认识和评价。大部分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能摆脱旧的评价体系的束缚，对现代西方哲学已由一般性的介绍转向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尽管学科的研究没有形成引人注目的热潮，但也少了此前的浮躁肤浅。也正因为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具体、扎实，较能应对来自学界外部的干预，连对实用主义这样有较大政治敏感性的哲学流派这时也能求实地重新评价。简单化和全盘否定的批判模式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在具体从事过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再坚持。这一时期的学科研究由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此前有很大进步。

第三阶段大致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这时本学科研究引起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学者的更多关注，这促使大家思考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他哲学的关系，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又促进了大家从更广阔的视野对各个学科本身的研究。例如，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了革命变更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从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背景下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我个人较早从事并倡导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明确提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能简单归结为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而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和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在阶级基础和理论形态上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都有着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西方现代哲学，最科学地体现了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由于这些观点突破了传统的评价模式，必然为坚持这种评价模式的人所反对，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但在具体从事过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中，包括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同时又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中，这些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特别是青年专家在认真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及这两种哲学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成果，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这种形势还在稳步发展。我们可以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及中国哲学等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深入的沟通，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总的说来，首先，经过三十年来学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断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本学科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并且越来越善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本学科的研究。既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防止西方哲学消极方面的影响；又对现代西方哲学作求实的具体分析，发现和肯定其中能体现现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是其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用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其次，本学科现在已有一支遍及各个领域的相当强大的研究队伍。除了专业研究的学者外，众多从事其他学科，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同时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往往并不比专业学者逊色。又如，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已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英美哲学或欧陆哲学、分析传统或现象学传统、元哲学或应用哲学、实践哲学或部门哲学，19—20世纪哲学或新近出现的哲学，国内都有学者在从事深度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例如，现象学研究、分析哲学研究、实用主义等美国哲学研究）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已能与国际接轨。

再次，哲学界越来越改变了以往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分离开来的倾向，已有一批学者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从事对几种哲学的比较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已可以就各种西方哲学问题与西方学者进行深层次的平等对话，受到他们的尊重。所有这些成就都值得认真总结和高度肯定。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这些成就做了相当系统和细致的梳理，我自己也几次写过这类文章。本文除了概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过程外，不拟再列举和分析这些成就；考虑到上面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三十年来大家都较为关注，而至今仍存在较多争议，因此想就其中三个主要问题再次简单阐释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