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经历了约八十年的曲折历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左”的禁锢的解除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出现了新的生机。

改革开放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许多方面，但首先必须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开放，而这意味着必须克服它的被扭曲的形态，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它的本来意义。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而它的根本之点正是要求打破各种僵化的教条，强调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之所以能引起广泛注意和发生深刻影响，就在于它正好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要求，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认识论问题的范围，而涉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理解为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那种意义，而且要使之体现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恢复的，因而一开始就必然带有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批判和超越的性质。1978年和1979年先后在芜湖和太原举行的两次全国性大规模西方哲学讨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具有这种性质。芜湖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哲学史方法论。除了一般地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外，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如何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对上述斯大林—日丹诺夫定义提出了疑问。太原会议集中讨论恢复实际上长期被当作禁区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大家都原则上肯定了本学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批评了对本学科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倾向。尽管这两次会议还只是对西方哲学研究重新评价的开始，但新的一页毕竟已打开了。

对于我国西方哲学学科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即使是最冷眼的旁观者，恐怕也不会视而不见。因为从学科研究的整体和各个分支的研究状况、研究机构的设置和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研究成果产生的理论和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说，其成绩都是可圈可点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本学科百年的发展史上，这三十年是它最辉煌的时期。这方面的具体材料信手可拈，这里就略而不论了。

当然，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产生关键性影响的那些问题，例如，本学科研究与现实的政治环境的关系、与作为其指导思想和服务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本学科研究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本学科中近现代哲学的关系，都不是很快就能解决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重新研究和探索的过程，其间必然存在各种疑虑、动摇，甚至失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循序渐进，无法一蹴而就；但又不能踏步不动，而必须因时度势，争取有更快更大的进步。三十多年来本学科研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在编译材料上过去毕竟有较好的基础，这三十多年的工作主要是使研究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进一步重新审视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模式的是非，力求做到在指导思想上更为正确，能更好地体现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与此不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过去长期被迫停顿，需要从无到有地加以重建。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工作是收集本学科的基本材料，探索建立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科的有无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纷纷开始对一些主要流派做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有的研究在深度上不仅已超过前辈学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已能与国际接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克服过去那种僵化的批判模式，如何坚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如何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然而，尽管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已取得了不少进步，但如何将其本来意义与其被扭曲的形态区分开来，如何用前者取代后者来指导西方哲学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被扭曲的形态支配人们的头脑如此漫长的时期后，人们对其本来意义反而生疏了。有时人们往往仍在不自觉地把早已为马克思扬弃的某些观念当作马克思主义，而把符合它的本来意义的理论当作背离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解上的含混必然使人们对西方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难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而这必然会对西方哲学研究造成消极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转向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有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对过去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和批判模式已习以为常。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们基本上仍然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发现，用这种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有时会出现文不对题、甚至是非颠倒等弊端，应当加以克服。为了既排除这种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出现的“左”的批判模式，又不与之发生冲突，避免招惹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麻烦，有些人在自己的研究中往往不再强调，甚至回避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至于“**”以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虽然旧的包袱较轻，但同样难以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所是没有明确概念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大都同样在不同程度上撇开和回避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

这种暂时撇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来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使人达到上述目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也是必要的。为了了解某一哲学流派或某种哲学理论的究竟，的确需要暂时撇开它们的各种外在联系，单独对其自身所是进行个案研究。但这种研究难于使人对西方哲学有全面深刻的理解，不利于对其积极和消极作用做出准确评价，归根结底不符合本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它可能使一些人由于不了解这些哲学的片面性而盲目接受它们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可能引起一些受“左”的评价的模式影响较深的人对本学科研究的意义产生误会，以为它必然要冲淡，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当思想文化领域内出现了某种麻烦或动**时，这种方式的研究往往被人看作是引起麻烦和动**的根源，并由此受到非难。

近些年来，尽管我国本学科不少同行的个案研究有出色成果，但整个学科显得被冷落。专业队伍在有了较大发展后又重新呈萎缩之势，有的重点大学的哲学系连开设本学科课程也很困难，全国仅有的一份不定期专业刊物《现代外国哲学》因得不到经济支持早已停出，学会活动也难以为继。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如何适应新的体制来开展哲学等远离经济基础的人文学科研究，使有关方面认识到这类研究对我们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的不可或缺的意义，成了一个有待探索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前，这些学科的研究都要受到影响。然而，就在哲学学科的各二级学科中，西方哲学学科的情况近几年来的处境更加困难。无论是领导部门还是企事业单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科技哲学等的研究有时还肯给予较大的支持，而对西方哲学研究则大都停留于口头表示。这种情况大概难于用经济转轨来说明。根本原因还在人们尚未能从整体上认识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特别是未能认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关系，从而也未能消除以往在这方面存在的误解和偏见，更未能看到这种研究不仅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世界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开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及其作用的误解的一个实例，我简单提一下有关个人主义的理论。

许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包括伦理学家）的确都肯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实用主义等流派甚至把个人主义当作其全部哲学的基础或出发点，但他们又大都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egoism）区分开来。在谈到个人主义时，他们强调的是肯定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地位，维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也要求个人不仅要对自己、也要对他人和社会负责。正因为如此，他们大都注意把个人主义与贪婪、自私，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地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利己主义区分开来，对后者持反对态度。一个主张个人主义的学者同时可以是利他主义者。这种情况在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那里就已存在。至于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由于多数哲学流派企图超越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倾向于由个体主体转向交互主体，由强调主体性转向强调主体间性，因而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的情况就更少了。不少人甚至强调要使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或者说私利服从公益。当然，他们这种可能与利他主义相容的个人主义仍然存在片面性，应当加以批判。还应当看到，某些西方思想家也的确有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的倾向，对之就更应当批判了，但不能以此忽视大部分西方思想家是把二者区分开来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成了私利的追逐者，彼此之间必然进行激烈的竞争，出现霍布斯所谓“人对人是狼”、“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无法运行，个人对私利的追求也实际上无法实现。于是不得不对个人的私利追逐和竞争加以限制，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在法律、道德等方面提出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相应的理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家之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区分开，正是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现实运行的需要。[9]他们的这种理论对于促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个人主义理论的意义笼统地归结为利己主义，不仅有偏于这种理论本身的实际所是，看不到它们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联系，也会妨碍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近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利于我们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与其道德理论的联系中吸取经验教训，即借鉴其积极方面，克服其消极方面，来更好地建立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遗憾的是：在我国学术界，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的状况还相当广泛地存在。

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及其作用的误解的情况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有表现，我们无法在此更多论及。出现这些误解的原因很是复杂，不少人的确出自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他们深恐它受到西方哲学的污染，只是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受旧的模式的影响太深，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实际所是存在的偏见太多，因而必然难以较为客观和准确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大概是历史的悲剧吧！

总之，对西方哲学研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使西方哲学研究本身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而且会不利于其所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重新认识西方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时代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实际所是，重新深入研究并正确认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将对它们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已是当务之急。

[1] 参见John Dewey，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The Later works，Ⅷ，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p.24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同上书，61页。

[5] 参见《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3）；《新华文摘》，1996（8）；《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6）；《新华文摘》，2000（3）。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同上书，742—743页。

[8] 同上书，695页。

[9] 参见《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和现代化》，载《河北学刊》，1997（1）；《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4）；《新华文摘》，1998（12）。其中我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较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