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简单否定偏向，除有上述政治原因外，还有理论原因。后者主要表现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时偏离了其本来意义，难以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本来应有的求实态度来认识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偏向既受到国外影响，又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密切相关。
当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他的哲学理论时，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当作其核心。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一开始就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没有看到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的作用，唯心主义由于脱离实际同样不了解真正现实的实践，而他则肯定实践的观点在哲学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e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
《提纲》还明确指出，实践不能是人作为孤立的个体的活动，也不能是作为体现人的自然共性的人的“类”的活动，而应是社会化了的人的活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由此把人的实践性与人的社会性联系起来，这为他后来建立更为完备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现实斗争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以社会化了的人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当然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但这不是近代哲学中那种立足于自在的自然的唯物主义，而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3]，也就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的历史性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不企图为他的哲学理论建构貌似严密完整、实则僵固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直反对建构这样的体系。《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他和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其直接意义说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等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但就其实质说也是对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尔以来近代理性派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后者的突出特征就是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来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致同时出现的一些西方哲学思潮也在不同程度上企图超越作为体系哲学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界限，并以某种间接和不彻底的方式使哲学转向具有能动性的人及其生活。因而由体系哲学转向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哲学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发展上具有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马克思和这些西方哲学家在这一点上既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又存在原则区别。我个人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较多论及[5]，这里就不多说了。
马克思的哲学除他本人外，还为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提纲》中的观点，认为《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6]。他后来还强调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他关于在抛弃形而上学以后，哲学所剩下的只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著名论断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方法。作为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现实的革命斗争的领袖，列宁毕生都把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在他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哲学笔记》中，他最为关注的是发掘黑格尔等人的辩证法，处处强调人的实践性和能动性，反对为体系哲学所固有的独断性和封闭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唯物主义的著名论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又是不平坦的，而是充满了各种误解和扭曲。尚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8]。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外，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其中有的人是公开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在反对独断论错误等名义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将其与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相提并论；有的人主观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他们往往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而反对和批判这些西方哲学流派、但又未能充分从理论上深入了解它们的实际所是，更未能充分认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关系，以致在反对某些有现代特色的哲学流派时反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回到近代哲学思维模式之下。后者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那里就有所表现。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列宁无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一再表示他所强调的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并且高度地强调了实践的作用。这是对马克思观点的发挥。但他为了反对马赫主义企图超越唯物唯心而走所谓中立的道路而一再阐述一般的唯物主义原理，甚至还一再援引狄德罗等近代唯物主义，这为一些人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误解他的哲学留下了余地。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化的倾向有了更大的发展。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4章2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著名概括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尽管其中包含的许多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却又存在明显的封闭性和独断性，对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有所偏离，从哲学思维方式来说它更接近西方近代哲学，这在一定意义上返回到了体系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关于实践哲学和体系哲学的对立倾向同样影响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多次进行过反对右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这种斗争从哲学理论上说就是反对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扭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斗争。因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由于“左”的教条主义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大。甚至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未能幸免受其影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现实革命活动中所写的许多论著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反对以教条主义为主的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而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更是以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哲学来反对“体系哲学”的光辉典范。然而毛泽东后期由于过分强调继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条件，越来越走向“左”的道路。这在哲学等理论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的纪念文章，其中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的4章2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有权威性的概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来已受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模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苏联哲学家被邀请来中国讲学，他们由此把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盘带到中国。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提倡，更进一步促使这种模式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定”模式。后来中国学者出版过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它们在局部方面也许有所变动，但整体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改变。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有所偏离，这种模式（哲学界通常称之为“教科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还能起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但同时也必然导致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后果。这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评价上就突出地表现出来。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下，不是按照其实际所是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是按照为其所超越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作为评判的标准。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西方哲学史），这种模式除了对之做出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划分外，难以揭示其丰富多彩的内容。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日丹诺夫1947年在《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对哲学史下了一个被认为具有经典的、毋庸置疑意义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个定义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把本来是丰富多彩的全部西方哲学纳入被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唯物唯心斗争的理论框架中，把许多不符合唯物主义公式的哲学笼统地斥之为唯心主义而简单予以否定，它对哲学史研究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近代哲学视野的西方现代哲学更只能是笼统地归结为唯心主义反动哲学而予以全盘否定，认为它们不可能包含任何合理和积极因素，只能作为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运动之所以出现偏差，除了简单地用政治批判取代学术批判外，还由于当时用来作为批判武器的正是这种教科书模式的，或者说受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的批判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去揭示实用主义在超越近代哲学、适应现实生活和实践等方面上的成败得失，而是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简单化的阶级分析给它贴上主观唯心主义、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等标签。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其他流派的态度同样如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那次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学术讨论会。由于有的与会专家提出了一些超越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模式的见解（例如，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先生关于唯物唯心的斗争不同于政治斗争，二者的关系可以是师生朋友的关系等提法），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为此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一些赞成过这些见解的先生后来甚至在政治上受到追究。上面曾谈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有所恢复和加强。哲学史讨论会后，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感到难以为继。随着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反修等运动的开展，“左”的倾向在理论上也越来越加强，我国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意义的背离也越来越远，对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倾向也越趋激烈。到“**”中，这种情况可谓已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