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西方哲学研究的态度始终与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否存在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是否存在偏向。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后，经过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八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所作的丰富和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极其伟大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是不断地克服各种“左”和右的偏向取得的。这些偏向，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左”的偏向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引下的革命和各项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使之服从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利益，这就为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克服其消极作用确定了正确的方向。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主要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一方向。例如，由于“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了自己的革命学说，又能与因接受了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而具有民主和科学要求的人士建成统一战线，从而使“五四”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既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具有新的革命方向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正意味着既利用了这些西方思潮的积极作用，又避免了其消极作用。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右和“左”的偏向往往导致在对待西方哲学研究上也出现类似偏向，其中同样以“左”的偏向造成的危害最突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共产党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政府视为非法，许多西方哲学流派被后者用来攻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也更多地采取了敌对和否定态度；正好从这时开始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都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越来越表现出笼统否定的倾向。

作为苏联当局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左”倾化的一个突出例证，在此不妨提一下他们怎样纯粹因政治原因而对同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前后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曾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对立地位的马赫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做了激烈批判，但对在美国被当作“左”派学者的杜威却基本上抱友好、甚至赞扬态度。1928年杜威应邀访苏，不少党政高级官员与他亲切会见，称他为“进步人士”，杜威的许多理论（特别是教育理论）更受到他们的肯定；杜威对当时苏联的许多革命措施也抱同情态度，他在回国后发表的著名的《苏俄印象》中称它们为“伟大的实验”[1]。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对在斯大林控制下进行的对托洛茨基等人的审判抱怀疑态度，甚至还与一批美国自由派人士一道组织调查并宣布托洛茨基无罪（杜威在政治和哲学上与托洛茨基并非同道，曾撰文批托，他只是不同意斯大林对托的审判方式）。苏联当局对杜威的态度由此骤变，立即指责杜威是“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也由此被宣布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由于杜威本人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被一些人当作“左”派，杜威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中算是较为主张社会进步和变更的哲学，既然杜威及其哲学被从根本上否定，那对其他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就更难有所肯定了。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苏联哲学论坛上，对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不再有肯定的声音。

苏联当局这种纯粹由某种政治态度分歧来否定杜威及其哲学，并进而简单否定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左”的倾向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更由于上述中国国内本身的原因，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致也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对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越来越趋向于全盘否定。只是由于几十年来都处于战争环境下，很难顾及从理论上对这些哲学思潮进行系统的批判。除了在与当时中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得不进行的论战中有时涉及某些西方哲学的内容外，很少有关于后者的系统论著。然而，在上述影响下导致的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否定和敌视情结却是深深地埋下了。

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就被确定为政治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毛泽东等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继续进行革命，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批判以现代西方哲学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就成了这种革命的主要内容。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大学所讲授的哲学大都是西方哲学，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格格不入。于是在1952年左右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高校院系调整中，除了保留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所有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被撤销。少数有声望的哲学教授集中到北大，以便于改造，其他大都被迫改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从上而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从政治上说这样的批判在当时可以说是必要的。如果不肃清实用主义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消极影响，就难以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在理论上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上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后果。主要问题在于当时的许多批判往往脱离了杜威等人的理论的实际所是，然而却被认为符合马克思主义。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以“左”的政治标准代替学术标准、以抽象的主观武断代替具体的客观分析的对西方思潮的批判模式。此后二十多年内，这种批判模式在中国思想领域中一直占支配地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几乎都被归结为纯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腐朽没落的反动哲学。在这种气氛下，现代西方哲学这一领域极少有人再敢涉足。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及为批判的目的而出版的少量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极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

不过，为了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对被认为可能具有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合理因素的古典西方哲学，特别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还是开展了较多研究并有重要成果。从1956年起，一些重点综合性大学陆续恢复或新建了哲学系，西方哲学史被确定为必修的重点课程，有条件的哲学系还开设过关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的专题课或讲座。一些专家写了评介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的论著。一些西方哲学名著被重新翻译出版，北京大学哲学系还精心编译了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古典哲学名著选辑》，然而在“**”中这方面的工作同样被迫中断。

总的说来，在对待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力图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但在具体运作上往往有所偏离。他们走的是一条前进却又曲折的道路。主要问题就在于“左”的政治思想倾向妨碍了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使西方哲学研究服从自己的政治目标，这本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突出的优点；然而简单地把政治标准当作评价西方哲学的标准使他们难于对这些哲学的实际所是做出深入具体的研究，不会区分其中的消极方面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方面，对前者可能不否定，对后者倒反而否定，这就成了他们的突出的缺点了。其消极后果之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以其为指导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当代世界的发展脱节，而这势必不利于它们的丰富和发展。“左”的路线之所以长期在我国占支配地位，改革开放政策之未能更早实行以及实行中遇到种种障碍，原因当然很多，哲学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封闭状况未尝不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