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哲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冲突

西方哲学思潮之传入中国，从严复等人开始，就是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变更的需要，因此也必然要受到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中西哲学和文化的碰撞始终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冲突联系在一起。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潮之被禁绝和维新派人士之被追杀，正是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政治反映。

“五四”时期，中国旧的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动摇，新的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由军阀混战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多元意识形态格局的暂时存在提供了条件，人们的学术取向较少受某种确定的政治结构所左右，或者说能从多元对抗的空隙中找到某种立脚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由此得以与守旧的封建反动思潮在有限范围内共存。

然而这种共存中同样充满了摩擦和斗争。五四运动促使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1），也促使孙中山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改组了国民党（1924）。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使中国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新的转向。在国共联合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的北洋军阀之间、在国民党左中右派之间、在国共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斗争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同样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在上述科玄论战中就有所表现。李大钊1927年之死于北洋军阀的屠刀下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敌人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而且直接用政治暴力来对之封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由此造成国共两种政治势力相对抗的政治格局，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研究总的说来也受制于这种格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受到限制，大部分时期内甚至被视为非法，西方哲学研究则往往被沦为国民党的思想工具。在1935年左右进行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中，“五四”时曾经高歌民主科学的一些人（如马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丁文江）这时却在加强国家凝聚力、迅速实现统一的借口下，主张实行“新式独裁”；1940年以后出现的所谓“战国策”派更把叔本华、特别是尼采的唯意志论作为独裁政治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受到“西学”冲击的许多旧文化垃圾又被重新搬上文化祭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冲突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转”局面。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后期新三民主义更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那么他逝世后打着他的旗号的所谓戴季陶主义以及用蒋介石本人名义提出的力行哲学则是重新把某些西方思想（特别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这意味着“五四”以前就已遭到维新派批判的中体西用论借尸还魂。

当然，这一时期仍有不少学者力图撇开政治偏见、潜心研究西方哲学或做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一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某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体系（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尽管他们大都并无反动的政治意图，有的人在政治上甚至还有某种进步的表现，但他们终究无法摆脱当时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制约。他们的工作如果无益于国民党的统治，往往得不到支持。一些早年在国外研究时成绩卓著的学者回国后因不能适应国民党政府的需要，就得不到应得的支持，因而无法做出他们本来可以做出的成就。因此，在“五四”以后近三十年内，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虽并非空白，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屈指可数。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段时期是学者们可以安心治学的平静时期，这似乎是不确实的。当时国民党当局支持的学术研究如果不是用来直接对抗、至少也是用来冲淡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形势的剧变，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断裂或“五四”启蒙的夭折，有的人还提出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这些说法虽也可找到某些根据，但似无充足理由。如果把“五四”启蒙简单地理解为对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个性解放的倡导，那“五四”以后这种声音的确有所减弱，而与之相反的声音有时会重新刺人耳目。然而任何关于民主和科学等的启蒙理论都只能初步唤起民众的觉醒，要达到其目标，不仅需要进一步研究各种现实条件，更需要有现实行动。西方各国从出现启蒙思潮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都经历了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五四”启蒙思潮是从西方传入的，它们不仅必然与中国的传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要真正产生实际影响还必须使自己适应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这些都必然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五四”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变故（包括某些方面的倒退）正是这种曲折和反复的表现。

“五四”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在此实现民主和科学以及个性解放等启蒙目标，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国土时，由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救亡运动就不仅成了这种革命的前提，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没有压倒启蒙，反而是启蒙的继续和发展。由于“五四”以后国内政治斗争的基本形态由军阀混战转向国共对抗，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论争也不再像“五四”时期那样多元并立，而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五四”时期，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彼此既争论激烈，又具有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共性；“五四”以后特别是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这些哲学思潮原来具有的上述共性越来越被忽视，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却因某些人的强调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同一种尼采哲学，“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利用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旧传统（鲁迅当时之推崇尼采反传统和倡导解放个性是人所共知的。有的人因为受到把尼采哲学看作是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的偏见的影响，觉得鲁迅推崇尼采难以解释，于是便认为鲁迅当时误解了尼采。其实鲁迅恰恰是相当准确地理解了尼采哲学的真谛）；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人却用之来论证蒋介石独裁统治（尼采哲学中的某些词句的确可以如此利用，德意法西斯主义曾就为此推崇尼采。然而这些倒并非尼采思想的真谛所在）。当时在国统区所进行的各种哲学论战大都带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总之，“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状况，特别是其价值取向表现得很是不同。这不是由于西方哲学本身的内容和价值变了，而是由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剧变使它们在中国的地位和意义变了，人们对它们的评价特别是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认识变了。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表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一直受到现实的政治斗争形势的制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存在政治对抗的条件下归根结底要受到这种对抗的制约，因此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上述变化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然而哲学毕竟具有相对独立性，简单地、笼统地将它们纳入政治斗争的框架也会造成对它们的扭曲。只有既做到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特别是政治斗争的背景来研究西方哲学，又不使这种结合简单化和绝对化，不偏离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