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多义的概念。狭义的、或者说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被认为是其合法继承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往往保留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但又以反对后者发展中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等为理由而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些重要原则；它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但又融入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后者某些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因素。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泛指在西方国家得到研究和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的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甚至只是一般的研究者。他们的理论观点有的可能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有的就是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后者有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学。我国学界谈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是指其狭义的形态，即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异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的产物。

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可以有不同说法，但大都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相关。其中最突出的是如下两个相关的历史事实：一是在列宁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由此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正统理论，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也由此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道路；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但各国按照十月革命模式所进行的革命均遭到了失败，后来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没有再发生过革命。这种情况引发了欧洲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的普遍有效性的质疑，由此产生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正是如何看待上述两个历史事件。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些人关注从政治、经济、特别是从心理学上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中一些人致力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的批判。他们的这些活动都蕴含着对以列宁主义为标志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大都有上述偏离，但他们内部并不统一，而包含了思想倾向各异的一些派别。有的虽然受到同时代西方思潮的较多影响，主要思想倾向仍属马克思主义，可以算是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有不同见解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以及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理论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某些理论的重新解释和发展，他们在整体上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葛兰西甚至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有的人受同时代西方思潮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是某种西方思潮的代表，从原则上说他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派别，而只能归属于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只是在某些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仍然是存在主义的表现形态。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的与在当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能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态。詹姆逊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至于最近一些年来在西方国家受到关注、并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继续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具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性质，与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很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既然存在如此明显的歧异性，在评价它们时，应当分不同情况做出具体分析。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它的各个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自1980年年初以来，国内学界已出版了多种教材和大量论著对之做了相当广泛和具体的介绍，有的专家还对其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包括后起的一些代表人物做了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从整体上说，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已不陌生。但是，在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上，一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是如何在理论上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这突出地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只能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潮，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根本对立呢？还是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出现的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起，在中国学界就存在这两种不同意见，双方还进行过热烈的争论。我个人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晚，没有参与学界早期在这方面的讨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较多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不能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在此我将分两点对我的观点加以概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有所偏离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再是马克思主义派别。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着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根据他们所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从他们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起，他们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既始终一致，但其具体解释又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或者他们各人在不同时期之间，由于所处具体条件以及现实要求等的不同而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事实上也的确存在差异，而差异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偏离”。不承认这种偏离，无异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肯定这种偏离不仅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而是尊重了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不把理论当作僵化的教条的基本原则。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气勃勃、战无不胜，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坚持其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紧密联系所处特殊时代和特殊地域的具体实际，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既然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然存在差异和偏离，人们有时会按照不同具体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做出各有特色的解释，从而出现不同理论，甚至形成不同学派。只要这些学派坚持马克思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那不管它们是否有什么“偏离”，是否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模式，都应当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出现的派别。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偏离是否意味着它们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从而不能再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呢？这不能简单用是或否来下结论。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派系的理论、特别是它们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情况做出分析，分别做出回答。

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些人的理论之被归入其内，是因为他们往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许多矛盾和弊端做了相当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对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能动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学说做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们本身的基本理论倾向（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又有本质区别。他们虽然也参与一些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活动，但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有较大距离。他们大都也并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同情者。严格说来，与其说他们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和研究者，不应将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中的派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国家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者说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

在人们通常谈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以来相当多的人都曾是西方各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或者独立从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提出不同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者不仅未能指导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而使之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促使他们超越这种理论模式而按照他们各自理解的当代西欧社会状况和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新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新的探索和解释，为西方的革命寻找新的道路。由于他们的理论锋芒所向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倾向，并发挥了马克思对人的实践和能动性、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强调，因而大体上符合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理论的确往往存在很大片面性，例如有的人在反对机械论时往往偏离了唯物主义立场，走向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时却又使自己脱离了现实的政治实践。但不能因此将它们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潮，这正像不能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时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倾向而将其简单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潮一样。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联系并不证明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根本对立。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大都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潮或派别有密切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笼统地把它们归结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潮，认为它们只能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首先，这是因为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那里上述联系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其中有的是从某种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基本观念出发（例如，萨特之从存在主义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因素，从整体上说它们的确可归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但也有些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目标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往往只是在某些方面接受或借鉴了某些西方哲学的内容（例如，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借鉴黑格尔主义），显然不宜把他们的理论简单归属于某种西方哲学思潮。

其次，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接受或接近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特征上存在对立，但正如上面提到的，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也就是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上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即使是那些从整体上说应当归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在这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有着共同之处。如果把二者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根本对立的关系，那必然会忽视二者的这种超越，从而必然扭曲二者的实际所是。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派别的确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冲突。但无论是他们本人或对他们发生影响的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其基本理论倾向并非直接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于以实体本体论、机械论、独断论等形态出现的传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往往还采取反对和批判态度。说他们的理论仍然存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主要是因为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仍然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甚至一些称自己的理论为唯心主义的人，其唯心主义的意义也与传统哲学的实体性唯心主义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既要善于识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划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它们的界限，又要善于看到它们在反对和超越传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总之，我们既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接受的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和对立，又要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共同之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具体分析。这里最重要的仍然是正确认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来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及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随着苏东事变的发生和“冷战”的结束，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出现了很大变化。以往那种以苏联为代表、并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因原有存在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影响，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复存在。在中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强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不具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正统性质。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当然还大有人在，但他们大都失去了原来的正统地位。至于原有作为与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异、甚至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不处于与原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地位，也就不再有作为原有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了。因此，把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主要形态来研究也就不再具有原有的意义。当然，从总结以往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来说，对原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做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当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而存在的思潮不等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不等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后者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除了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在“苏东事变”以后仍继续存在。而他们的研究从基本倾向、范围、重点、目标等方面说，往往各不相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一般性研究的人当然还有，但多数人宁愿去研究当代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政治、伦理、宗教、种族、女权、生态方面的问题。所谓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等就是由此出现的。在本来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停滞、甚至终结的情况下，如何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积极开展对各种类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复杂。这些学者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他们与各种西方哲学流派有着不同的联系，特别是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各有特定的目的。因此不仅难以用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来衡量他们，也难以用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来衡量他们；而应当从他们本来的哲学背景出发，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来对他们做具体评价。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仅仅根据他们说过一些赞成、甚至褒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话、特别是赞成马克思本人在特定条件下所说的某些话，就把他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因为他们很可能是由于这些理论和话语符合他们本来的理论的要求而表示赞成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真正维护的实际上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例如，著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说过不少褒扬马克思的话，有些话语听来甚至使人感动，但他之所以肯定马克思，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可以用来论证解构主义。如果我们过分相信他那些赞扬马克思的话，我们就可能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下落入解构主义的陷阱，至少有这种危险。

另一种是：仅仅由于某些西方哲学家说过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而简单地将其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因为有的西方哲学家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扭曲过的理论（例如，实际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经济决定论、消极反映论、二元论、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起而维护这些理论，那我们就是站在扭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一方了。

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同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有效，但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确受到了种种冲击。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关于现代文明的冲突、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关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议论虽然都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但也往往包含了某些真理。这些都要求我们突破某些过时的思维框架，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对新的情况进行具体研究。正是由于各国的发展条件不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我们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要放眼世界，关心各国社会的发展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种研究包含了许多方面。例如，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外，还包括众多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研究。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非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有时还包含着可资借鉴的见解。即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扭曲的理论也可通过批判来作为防止扭曲的材料。

[1] ［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