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其使用范围很不确定。甚至在被公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家中，对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必然不同。尽管如此，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定义中毕竟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特别是它们都包含了对现代性、即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就有人用后现代（Postmodern）这个词来表示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出现了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性的设计风格和规范为特征的建筑学及相关的文学艺术思潮。这种思潮不久被移用于文化、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使这些领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它们被认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是它的最初的形态。在法国，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里达等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一些哲学家纷纷通过批判从笛卡尔到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来消解和否定西方传统的体系哲学，他们的哲学观点由此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典型形式。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从其把理解当作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主体间的视界融合、以此取代和超越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来说，也被认为具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甚至还是德国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形态。英语国家的文化、历史、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早已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以蒯因和罗蒂为代表的所谓新实用主义被认为是美国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形式，而丹尼尔·贝尔、汉娜·阿伦特、齐格蒙特·鲍曼和查尔斯·泰勒等人则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在社会、政治、法、道德等接近现实生活领域的重要代表。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主要不在纯哲学层面，而在一些较为接近现实生活的具体和特殊的学科领域。一些欧洲的后现代主义者到了美国以后，他们的研究兴趣往往也突破了纯哲学的范围而转向这些现实领域。

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学说各不相同，甚至可以划分出众多派系，又在不同领域从事研究，但是正如上面谈到的，他们在要求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上有着一致之处。后现代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主要正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而后现代主义与非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上。因此，如何理解和对待现代性就成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内容的概念。西方哲学家对它的表述也各不相同。在西方后现代论著中颇有代表性的美国哲学家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后现代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现代性一词指涉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正如马克思、韦伯及其他思想家所阐释的那样，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术语。指涉紧跟中世纪或封建主义时代而来的那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相对立，它具有革新和不断变动的特点。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种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这种启蒙运动的设计也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中发挥了作用，这些革命旨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1]其所以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它能较好地印证笔者最近十多年来一再表述过的看法。

现代性在英文中为modernity，从社会经济上说它泛指西方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以来的时代，特别是西方各国现代化运动萌芽、成长以致发展的时代；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说，泛指反封建的世俗思潮、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启蒙思潮及与之相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从哲学上说，泛指从笛卡尔以来的崇尚理性、并由理性出发来构建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的思潮。从理性就是主体性的角度说，崇尚理性的时代就是强调主体性的时代，由主体性出发构建形而上学体系的时代，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时代。由于理性被认为具有普遍和绝对意义，是一切知识和科学文化的基础、本质，绝对理性主义同时具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意义。因此现代性也具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意义。

modern philosophy在中国哲学界中以往一直译为近代哲学，特别是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与此相适应，modernity指的就应是近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就其主要意义说实际上就是对近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对现代性这个概念，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理解。例如，现代性可以意味着以同一性代替差异性、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以必然性代替偶然性、以确定性代替非确定性、以绝对性代替相对性、以中心代替边缘，等等；现代性也可意味着对基础、本质、本源、规律、公理等的肯定。对现代性的这些肯定实际上意味着对传统体系哲学、特别是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肯定；而后现代主义之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主要正是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超越，对同时性（同时态）、必然性、绝对性等的超越。

国内外哲学界大都把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限定为20世纪下半期由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所代表的思潮，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出版（1979）对后现代主义的正式流行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事实上，不少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论著往往以利奥塔、鲍德利亚、福柯、德里达等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关的一些哲学家以及同一时期的上述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为主要代表人物。尽管这些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具体解释各不相同，例如，利奥塔就不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时间上的后于现代主义，而强调它是与现代主义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同一时代的思想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后现代的。福柯等人不使用、甚至不接受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但这些哲学家在要求批判和超越现代性上，特别是在反对和超越传统体系哲学、反对和超越作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主要特征的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理性主义等方面却有着很大一致。正是这种对传统和现代性的批判态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些人（例如，以“新马克思主义”出现的美国哲学家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限定为他们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也有不同说法，通常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以后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也有人将其看作“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当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等出现以后的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但是，不管对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怎样限定，它的主要理论特征仍然是反形而上学和对上述现代性概念的批判，而现代性概念则必然是广义的，即包括了与欧洲早期现代化运动相伴随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范围。因此不管是作广义或狭义理解，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反传统形而上学等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特征，都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期的产物，与这一转型有着密切联系。

既如此，为了要对后现代主义（包括狭义的后现代主义）有较为准确的理解，就应当把它们放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个大的背景下来分析。因为反对传统体系哲学，或者说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并非上述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独有的特征，也非它们所始创。自19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发展开始出现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即现代转型以来，大多数新起的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这种特征。只是它们没有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称呼。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哲学家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各种类型的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等流派在不同意义上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把一些较早出现的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等人）当作后现代主义的奠基者，把尼采、狄尔泰等19世纪思想家当作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先驱，甚至是划分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转折点。当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当代后现代主义者论证自己的理论时，几乎无不援引这些前辈的哲学流派。这样后现代主义就成了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与近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不同的现代哲学（contemporary philosophy）的统称，成了一个可将一切具有反传统体系哲学（特别是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近代哲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都归入其内的普泛概念。对普泛意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解读和评价实际上从属于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采取批判态度、要求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解读和评价。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谈论后现代主义；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对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当代哲学流派的那些“后现代话语”加以具体的解读和研究；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具体分析詹姆逊等人关于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但不应当把这种狭义的后现代主义与postmodernism一词可能包含的广泛的意义混淆起来，更不应当把前者声称在哲学上的变更与后者所蕴含的变更混淆起来。如果肯定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可以泛指尼采以来一切具有反传统体系哲学倾向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那就应当肯定它们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具有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意义。当代后现代主义派别对这种转型也做出了贡献。但只要将他们的理论比照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就不难发觉他们所要求实现的哲学上的变更仍然没有越出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范围，并不是这一转型之后发生的另外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新变更。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肯定西方哲学的发展继近代转型（认识论转型）之后从19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型（现代转型），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而当代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的变更正是这一转型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也应当从这一转型的角度去解读和评价其意义。

但是我并不因此主张把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相提并论。后者的意义要确定和深刻得多，至少较易避免“后现代主义”这个普泛名称所导致的各种含混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对时代精神的变更有一定觉察的西方哲学家纷纷起而对以黑格尔为顶点的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和矛盾进行批判，试图超越它们的界限，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他们的理论当然远非完善，甚至还充满着种种矛盾，但它们在这方面毕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而这是含混的后现代主义概念所难以涵盖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虽然与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的区别，但这一变更毕竟也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是这种转化中的最彻底、最完善的形态。有的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由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独断论等的批判而把马克思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有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扭曲为形而上学、二元论、独断论（特别是与之相关的“极权主义”），然后在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等名义下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这两种态度表面上相反，实质上是从不同方面来扭曲马克思主义。当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思潮，在这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存在共同之处。然而，他们在从事这样的批判和超越时往往走向了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这样他们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起来了。不管对后现代主义做何解释，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含混的概念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变得含混，混淆其与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的界限。

至于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有一定理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狭义的后现代主义还没有出现，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都早已发生了，以批判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为主要内容的对现代性（近代性）的批判的思潮已经出现了。这意味着不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名称的广义的后现代主义早已存在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活近代性的思潮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批判有时走向了另一极端，以致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但这与后现代主义、特别是狭义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近代哲学）的批判大体一致。总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走到了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某些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例如，德里达、詹姆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做后现代解释的马克思主义。

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有密切联系，甚至也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在某些方面相关，因此不宜对之简单否定，而应当实事求是地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复杂而存在着种种矛盾的现象。上面曾谈到，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上批判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和所谓现代性的弊端时往往走向了极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另一个极端。这样他们就会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引入歧途。随着这种极端形态的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弊端日益显露，许多西方哲学家企图与之划清界线。于是有的人提出要反对颠覆性（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多的人反对继续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可以做出不同解释的模糊概念；以致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光不再，人们已在谈论西方哲学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如何发展的问题了。还有的人鉴于全球化、信息化已成了当代世界势不可挡的潮流，于是就企图用时髦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等话语来包容后现代，把后现代当作全球化、信息化的题中之义。后现代问题就成了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哲学发展方向问题，然而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就失去了它的拥护者们原来所强调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