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的改造结合起来，避免了西方现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时普遍存在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

对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超越，无疑是现代西方哲学重要的共同特征之一，也是它们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孔德、斯宾塞等人肇始的“科学主义思潮”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即要求把近代形而上学对抽象（自在）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和基础的研究排除在哲学研究范围之外，哲学应当研究的只限于可以为人所感觉、观察、思考的世界，即经验世界或者说认知世界。他们主张按照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哲学。后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的具体说法与此有所不同，但在主张哲学应当抛弃传统的形而上学、返回到人的经验和认知世界上则大体一致。

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以来的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哲学家虽然没有笼统地把形而上学排出于哲学研究范围，但要求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根本性改造，这种改造的关键之点，就在排斥后者关于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和基础等概念。他们大都主张把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人的情感、意志、意向、纯粹意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出发点，由此而及整个世界。他们各人对此的具体解释往往不同，但在不把情感、意志等看作是实体而看作是活动、过程、倾向上则大体一致。例如，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胡塞尔的意向性、海德格尔的在、雅斯贝尔斯的超越存在、萨特的自为存在都具有这种特性。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以活动和过程的本体论取代近代哲学的实体本体论。

西方现当代各种哲学思潮和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近代形而上学对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绝对化的本质和具有终极和基础意义的原则的研究，而要求把它们排除在哲学研究范围之外，他们强调哲学研究应当返回到可以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或者与人的现实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世界；换言之，哲学应当研究与科学及与人相关的世界。他们的这种主张较之近代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他们有关这方面的学说作为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是值得我们研究。

然而，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反对近代形而上学方面的确严重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见解时，不少人由于走向极端而陷入了另一种形态的片面性：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或者把这种意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化。科学主义流派因反对把对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研究归结为（或主要当作）对抽象的物质或精神实体的追问而根本否定世界观和本体论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意义，也就是对哲学中世界观和本体论研究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他们中某些人甚至由此进一步否定了（或者是怀疑）不以人为转移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这样他们必然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把哲学研究归结为与客观世界相分离意志、非理性的生命、纯粹意识、意向性等存在的研究，同样在不同意义上排除甚至否定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至少是把他们所强调的意志、意识、生命等世界同这个世界完全割裂开来了。他们由此在不同意义上落入了具有唯意志主义、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等特征的主观主义。

这种对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本体论理论的虚无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在西方当代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甚至由此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取消哲学。由于他们过分走向极端，即使在西方哲学界中也已引起了不少非议。一些较严肃的科学主义哲学家原来就力图避免对世界观和形而上学问题采取极端态度，试图另建一种符合现代要求的形而上学；一些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在重建形而上学时也力图尽可能冲淡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等色彩。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西方哲学界中不断响起了超越后现代、重新思考世界观和形而上学问题的呼声。这种呼声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真理，那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它们至少可以表明，自古以来哲学对形而上的追求，或者说哲学作为一门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不可能被取消的。正确的道路是既反对和超越那种脱离实际、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形而上学，把哲学对世界观的研究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基础上。由于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偏见和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个大的思想框架的界限，西方哲学家无法真正走上这条道路。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认识西方近代哲学的失误，也无法从根本上找到走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界限的道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他开辟了这样的道路。

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离开人的自在（抽象）的自然界和绝对的观念世界的理论（无论是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还是唯心主义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同样做了尖锐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由此简单否定对世界观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的意义，而只是把这种研究由面向脱离现实的人的自在（抽象）的自然界或观念世界改造为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后者就是人（而且是社会化即处于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生活于其中、与之发生关系的世界，或者说人化（社会化）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仍然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的客观世界。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中，马克思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只是这种唯物主义已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旧唯物主义者的那种“敌视人”的唯物主义，而是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有着紧密联系、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关注、从而也使自然在人面前显得栩栩如生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既扬弃了传统形而上学，又批判地继承了其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既肯定了自然界对人的先在性，但又超越了纯粹的先在性、而同时又肯定了人对自然界的影响的唯物主义。换言之，自然的先在性是通过人对自然的积极影响而显现出来的，这种唯物主义由此具有“人道主义”意义。当马克思把他的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人道主义时，他的用意正是以此与那种“敌视人”、即把人的牵涉排除在外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他的人道主义的“人”指的正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人道主义与他后来更为明确地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而与西方哲学家那种既排除自然的先在性、又排除人的社会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根本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作为他的世界观理论的唯物主义与他所关注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现实社会变更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在肯定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时，同时又把这种复归与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联系起来。他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马克思在此说“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指的是与人发生牵涉、受到人的作用和影响、适应人的目的、即已人化了的自然主义，所以它“等于人道主义”。至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指的是解决了人（当然是指社会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人道主义，或者说它是已越出了人本身的界限，使人与其所处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的人道主义，所以它“等于自然主义”。

总之，在马克思眼中，共产主义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而解决这些矛盾也正是他的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的使命。这些“矛盾”和“斗争”的真正解决既蕴含着对近代唯物主义的纯粹自然主义的扬弃（通过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起来）和将主客、自由必然等绝对对立的扬弃，也蕴含着对人的复归这个共产主义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批判以及他在建立新的世界观理论时怎样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哲学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实践结合在一起，重新温习一下他在《神圣家族》中《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的一些话是很有意义的。例如，他在其中谈道：“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5]

在此，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在反对思辨形而上学上的贡献，又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正是由于有这种局限性，才有19世纪德国思辨哲学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建立了一个集17世纪以来形而上学的大成的无所不包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后，欧洲哲学的发展就完全转向了反对这种与神学合二为一的形而上学的斗争。在“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这句极为重要的话中，唯物主义“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意思主要是指德国唯心主义在其“胜利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中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推进，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其辩证法对唯物主义的积极影响，后者使唯物主义脱离了纯粹自然主义的界限、而具有肯定自然与人发生相互作用的意义，即具有人道主义的意义，或者说它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对唯物主义之“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肯定表明，他认为唯物主义应当是一种蕴含着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因而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唯物主义。他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费尔巴哈和法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性的肯定表明，他企图在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斗争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这种批判，特别是他由此进一步提出的新的哲学理论，既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又超越了西方现当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