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

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哲学关注的中心不应是脱离人的牵涉的抽象物质或精神实体，而应是人及其牵涉的现实世界之间各种层次和各个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它们的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是西方现当代哲学不同于近代哲学的重要方面之一。有的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还通过对这些变化和发展的强调而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研究中的关键作用。例如，尼采、杜威、怀特海、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众多现当代西方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用不同名称强调了哲学应当从脱离了与人的牵涉的永恒、抽象和自在的世界（不管这是纯粹的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回到活生生的、具体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日常语言世界等），而这种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又往往蕴含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能动与被动、作用与被作用、创造与更新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及其历史性的强调。他们在这方面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以及他们各自提出的理论往往是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也往往包含着某些（有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不应简单对之否定，而应当有效地借鉴，以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在这些方面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仍然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围内的超越。他们既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眼光，又无法摆脱上面谈到的在世界观和本体论理论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前者使他们无法正确认识、甚至必然扭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级关系，无法正确理解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因而也无法真正按照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本来意义对之做出正确解释。例如，尼采和杜威等人都反对按照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特别是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然而他们仍然局限于从人的生命和意识属性来理解人。尼采把人看作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仍然是一种生命意志）的体现，杜威把人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有机体。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不懂得，甚至也不可能去思考人如何通过生产劳动使自己成为与一般动物根本不同的动物，如何通过生产劳动而与其他人发生交往、形成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并由此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生产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的意义，尽管他们很是强调人的实践及由实践决定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所理解的实践就成了一个没有确定性、可以随意做出解释的概念，任何一种意识活动和下意识活动都可以纳入实践概念中（例如，杜威就把实践等同于经验，而经验包含了一切意识和下意识的活动）。

后者最突出的问题是他们大都忽视，甚至割裂了人所牵涉的各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自在世界）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大都不同于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并不否定外部世界自在地存在，更不会说这个世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诸如人类出现以前地球是否存在的问题对他们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没有谁会否认。一些人（例如实用主义者）甚至还肯定意识是作为特殊物质即人脑的产物。然而，他们往往由于人所牵涉、面对的世界受制于人的视界（也就是被人化），不是自在世界本身，于是就忽视甚至否定后者对人的认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意义。尽管他们许多人肯定甚至强调现实生活世界是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有的人还承认现实生活世界的规律性。但是他们不敢明确承认、有时甚至还否定这些规律性本身的客观实在性，以它们只能由人来发现和表述为理由而将它们归结为人的主观假设和选择、设计。现实生活世界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那里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有的人可能对之做出较为客观的解释，有的人则归根到底倒向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甚至唯意志主义。

上述两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现实生活和实践时存在很大局限性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二者又是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的，构成了它们在取得对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之间关系的正确解释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家由于其阶级偏见并不真正理解人的社会性，不能正确理解人的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因为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等的存在及它们与客观主义（求实态度）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其最后根源是离开或未能正确对待实践，因而也只有通过正确解决对社会实践的正确认识才能得到克服。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6]

马克思在有关这些问题上对西方哲学家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超越，主要就表现在他正确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他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哲学上的主客心物关系等理论问题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马克思从分析作为一切实践形态基础的生产劳动的内在矛盾、性质及其对人的生存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出发，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正确解决主客心物等哲学问题，也为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处境、使命和斗争方向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人类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马克思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他的哲学的基本观点，这表面上看起来与一些西方哲学家没有多大不同。因为他们之中有的人（例如，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哲学家）也一再明确表示应当把生活和实践的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甚至称他们的哲学是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曾提到的，他们的阶级偏见使他们不懂得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基本形态的决定性意义，从而不懂得、更不接受马克思由此出发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正确、全面地对生活和实践做出解释。他们只能从人和世界的某一层面、环节和角度去解释人的实践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可能从整体上对之作出正确解释。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早已解决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家那里一直是困惑，是无法解决甚至无法理解的“自在之物”。

如何正确认识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马克思又如何用这种观点克服西方哲学家在这方面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需要做更为深入、全面论证的问题。目前我国哲学界在这方面还有较多争论。但不管怎样说，能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强调生活和实践观点的核心作用，应当看作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标志。

马克思在哲学上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既可以从他的哲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又可以从其理论内容的各个方面来考察。尽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倾向在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共产主义者初期就已基本确立了，但他本人及恩格斯等其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以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做了重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往往同时又是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要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就需要具体地研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要将这种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包括其成功和所遇到的挫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从各种不同层面上将它们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做比较研究。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同上书，467页。

[3] 同上书，46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