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实证主义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要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它是在西方近代哲学陷入危机以及随之在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对它的批判浪潮中形成的。法国哲学家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被公认为是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创始人。在孔德以前，实证主义的某些思想在法国就已露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其后的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强调接近现实生活和反对抽象思辨的思想，是孔德实证主义的相应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但实证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哲学思潮出现，只能是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一革命后来虽然遭到失败，但法国资产阶级仍然关心着业已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和进步，在经济上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谋求资本主义生产及为其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强大发展。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这样一种哲学：它既不倡导革命，又能推动社会进步；既不强调理性的万能，又不抛弃理性，而只是对理性的权威加以限制；既不对实在穷根究底，又不否定日常生活和经验的实在性；既不排斥宗教信仰，又竭力提倡科学的发展。当时在法英两国出现的实证主义正好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实证主义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孔德思想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在政治上倾向于保皇党而转向共和派、在宗教上由笃信天主教而转向排斥传统宗教、在哲学上由纯哲学转向实证自然科学以及历史经济等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他曾做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后来虽然决裂，但毕竟深受圣西门的影响。

2.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

孔德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认为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以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及关于事实的知识为内容，摒弃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所研究的那些所谓绝对的、终极的，然而却无法证明的抽象本质。一句话，就是以实证的知识来代替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概念。

孔德同意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把哲学看作关于人类的各种概念的一般体系的观点，但认为应当将其当作实证体系，而不是思辨体系。他说，实证哲学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我把这个词列入一种新哲学之首”。所谓实证，指的是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肯定”、“相对”等意义的东西。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建设性的、相对的等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与实证自然科学是统一的。如果说各门实证自然科学是以各类可以观察到的特殊的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它们的规律为目的的话，实证哲学的任务则是考察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的规律和方法。

孔德之提出实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欧洲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潮流。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实验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发展，以理性反对信仰为特征的这一时期的哲学对科学发展无疑起过重大推动作用。但是许多哲学家往往企图把他们的哲学当作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即使是那些把实验和经验当作哲学基础的经验派哲学家，由于与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脱节，其哲学也往往具有明显的思辨性，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思辨形而上学，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这样的哲学。至于在思辨性更加强烈的理性派唯心主义那里，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了。例如，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然科学是作为他的绝对观念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理性派哲学，后来越来越成了实验自然科学发展的桎梏。到19世纪，当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以后，冲破作为思辨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桎梏在科学家中已成了相当普遍的呼声。孔德之提出以实证哲学来代替旧的形而上学（包括自然哲学）是这种呼声在哲学上的一种体现。孔德可以说是19世纪下半期越来越高涨的这种呼声的预言者，而这也正是他的实证哲学后来在西方各国，特别是在西方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中产生强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但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在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束缚时却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那就是把对科学的发展的确产生过消极作用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当作是对事物和世界的本质及基础进行研究的哲学本身的局限性，在否定前者的名义下也否定了后者，也就是否定了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理论，特别是对本体论问题进行研究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孔德一再强调，他的实证哲学超出传统哲学的范围，特别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它满足并且调和了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的敌对主张中一切站得住脚的东西，而它在这样做时就把二者都废弃了。”[4]

孔德否定哲学对本体论、世界观问题的研究，否定唯物主义，这必然使他把哲学和科学都局限于现象范围，使它们失去现实的客观基础。孔德一再强调，他的实证哲学所肯定的实在、有用的知识纯粹是关于现象范围之内的东西的知识。至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在现象之后的事物的本质是什么，事物的客观的因果联系、规律性是什么，都不属于实证知识的范围，对它们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精神不相容。他明确地说：“真正的实证精神用对现象的不变的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所谓原因（不管是近因还是第一因）；一句话，用研究怎样来代替为何。”[5]这种观点正是对休谟的现象主义的进一步发挥，因而又被称为新休谟主义。

孔德也承认，每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该门科学范围内的规律，甚至宣称科学所揭示的外部世界的秩序是他的实证哲学体系的客观基础。人们的理智、思想“受到客观基础、即外部世界的不变的必然性的确证”。他由此宣称，实证哲学以及一切实证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精确地发现”“自然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孔德这种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以及人的思想必须服从外部世界的规律的思想，具有合理因素，甚至与唯物主义相近。但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因为孔德所谓自然规律不是指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内部规律性、必然性、本质，而是指现象间的外部联系，也就是“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他认为科学只能叙述事实，而不能说明事实；科学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例，人们只要知道各种宇宙现象都服从这个规律就行了，只要知道一切分子彼此之间的固定引力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就够了。“至于确定这种引力和这种重力本身是什么，它们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一律认为无法解决，是不再属于实证哲学范围的，我们很有理由把它们让渡给神学家去想象，或者交付给形而上学家们去作烦琐的论证。”[6]

总之，就孔德摒弃旧的思辨形而上学、要求把哲学建立在实证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来说，他的哲学无疑比古典的西方哲学（包括近代哲学）有重要的进步。但由于他笼统地否定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意义，把科学和哲学研究都局限于现象范围，把自然规律以及一切客观规律归结为现象之间的外部的前后相续或彼此相似的关系，这样他就重蹈了休谟主义的覆辙。

3.思想和社会发展三阶段论

孔德的其他理论都与他的实证哲学的基本思想密切相关。下面仅简单介绍他所谓思想发展三阶段论，并简单提一下他的社会学和人道教。

孔德认为实证哲学以自然科学的产生和进步为前提，而自然科学的产生和进步又是人类思想历史发展的结果，为了说明实证哲学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就需要探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

据孔德说，他在研究人类智力在不同活动范围的整个发展时，“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7]。这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性质上不同甚至相反的哲学方法，由此产生了三类哲学。

在神学阶段，人们自由幻想，企图探索万物的内在本性，寻找现象的根源，追究事物的最后原因，要求获得绝对的知识，但这是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便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神来解释，因此这时宗教在各种思想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形而上学阶段是神学阶段的变相。这时人们以形而上学（超经验）的抽象概念代替超自然的神力来解释一切，要求获得关于事物的本质的绝对知识，并独断地把这些抽象概念当作绝对知识。例如，各种独断的哲学体系和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由这类概念构成的。

在实证阶段，人们承认不能获得绝对的概念，于是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现象的内在原因，而只是借助于推理和观察，以便发现现象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他们把对一切事物的研究和解释都局限于现象世界的范围。对事物和世界的这种态度正是实证科学的态度，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阶段，实证的哲学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

孔德认为，神学阶段是人类思想（智力）发展的必然的出发点，实证阶段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形而上学阶段，神学阶段的思想和信念遭到了批判，实证阶段的思想信念的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正在形成。因此形而上学阶段是由神学阶段到实证阶段的过渡，也可叫过渡阶段。

孔德把人类思想的发展同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历史时代的发展联系起来，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与一定的思想发展形态相一致。与神学阶段相适应的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军事统治的社会秩序；与形而上学阶段相适应的是14—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由抽象的民主和平等原则支配的政治制度；与实证阶段相适应的是工业社会，二者在精神、起源和目的方面都相似。正像实证阶段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样，与之相适应的工业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工业社会中，经济生活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科学家成了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按照科学所体现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去考察和调节社会，他们不仅借助于自然科学控制其物理环境，也借助于这时出现的关于人的科学，即社会学来控制社会环境，从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以“和谐”、“秩序”和“进步”为特征的社会。

孔德提出三个阶段论的目的，是为了把实证哲学当作体现了现代科学精神的最完善的哲学，同时也是为了把工业社会说成是最完善的社会。但这一理论也有积极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思想和社会的发展采取了历史的态度，肯定它们都是一个由低到高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出现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是必然的，它们为实证的思想方法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例如，占星术、炼金术是以神学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是荒唐的。然而，要是没有占星术那些**人心的妄想，没有炼金术那些言之凿凿的欺骗，人们就无从获得必要的恒心和毅力，去收集大量的观察和经验材料，为后来天文学和化学的建立奠定初步的实证基础。

4.社会学和人道教

孔德把按照实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称为社会学，其任务是研究和发现社会现象的“不变的规律”。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服从“不变的规律”。但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发现其规律也要复杂得多。社会学由此成了最后出现的学科，但它也是最重要的学科，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在实证阶段的特殊贡献。

实证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按照实证主义原则将各个科学部门统一起来，而只有建立了社会学，才能实现这种统一。一切科学都是由人掌握的，都以其特定的方式与人相关联，受人的理智、情感和行动的支配，为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社会学正是关于人（不是作为生物个体的人，而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或者说整个人类的科学，它把人的理智、情感和行动用实证主义的原则统一起来，从而也把各门自然科学同人联系起来。

实证哲学还有实现社会重组的实践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也需要关于社会规律的知识，后者正是由社会学来提供的。没有社会学，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的革新与进步。

孔德承认其他各门科学都在他以前已开始进入实证阶段，这为建立实证哲学做了准备。但在社会历史领域，以往思想家的理论均带有明显的思辨性，没有成为科学。只有到他建立的社会学才使关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论真正摆脱神学和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孔德由此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对社会学这门重要学科的创立可谓“前无古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国内许多哲学和社会学的论著（包括我们自己的论著）都有全面和具体的论述，我们在此就从略了。

至于经常受到较多指责的孔德的人道教，与一般的宗教其实有着重要的区别。一般宗教总是把上帝或其他超乎人和自然的神当作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的命运的决定者。孔德的人道教则排斥这样的上帝和神灵，而把与自然界相统一甚至服从于自然界的人类本身当作崇拜的对象。实证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是人本身所面对的世界或者说人化的世界。孔德在这一点上与许多西方现代哲学普遍要求由神化世界转向人化世界倒是一致的。当然，孔德企图按一般宗教的形式来构建他的人道教，是他向旧的神学妥协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道教甚至也引起一些接受他的实证哲学的人士的不满和批判。

孔德的实证主义虽然并未在法国立即产生深刻影响，但它在当时就已有一些追随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拉菲特（Pierre Lafitte，1825—1903）、李特列（Emile Littre，1801—1881）、丹纳（Hippolyte-Adolphe Taine，1828—1893）、芮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等人。拉菲特是法兰西学院教授，他被1881年在伦敦成立的实证主义委员会视为领袖，他和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强调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而不重视其宗教和社会学说，甚至认为孔德在这方面的理论偏离了其实证主义。李特列1871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已结识孔德，为其实证哲学所折服，并于1845年出版了《论实证哲学》论文集。由于不同意孔德的人道教，1852年他与孔德决裂，但仍然赞成孔德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他还出版了一些论述和发挥实证主义的著作。丹纳是19世纪下半期法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人物，1864年起任教于巴黎美术学院。他企图把实证主义观点和斯宾诺莎及黑格尔式的思辨形而上学观点结合起来，从而表现出某些偏离孔德实证主义的倾向。他在心理学、美学、文学史和社会思想方面都有重要著述，其中《艺术哲学》（1865）在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有较大影响。芮南在哲学上虽然接受了孔德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不是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者。他企图革新宗教并把它与实证主义观点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