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以前的18世纪曾是法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对现实生活的强调和对理性的倡导造就了当时法国哲学的辉煌。这种辉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以理性为旗号的近代哲学的辉煌。马克思对18世纪法国哲学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了它的唯物主义和启蒙主义在政治和哲学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1]那些推动18世纪法国革命的政治家，例如，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nmili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等人，大都是18世纪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所发动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正是通过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来保障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排除以封建专制和违背理性为特征的现存社会的各种弊端。

18世纪末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得到了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当时法国所谓第三等级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其他各国的进步人士的高度赞赏。他们认为，这一革命不仅使法国社会摆脱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自由的希望，甚至被认为是对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就已孕育着的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的肯定。托马斯·潘恩等美国启蒙思想家甚至还参与了这一革命。

法国大革命从整体上说，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变更，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一革命并不彻底。法国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广大第三等级而和封建贵族妥协，激进的雅各宾派在取得政权后随即又被推翻，后来甚至还出现了路易·波拿巴的封建的反革命复辟，以致法国同当时欧洲其他各国一样重新为封建贵族所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1815年开始，“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2]。因此，尽管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不会因封建势力反扑和复辟活动而失去其划时代的意义，但这一革命并没有达到它的推动者的直接目标，更没有实现理性派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

法国大革命以及作为其思想前导的理性主义哲学（包括唯物主义和理性派唯心主义）和启蒙思潮（包括它们所获得的成果和进步以及所暴露出来的种种不足和矛盾）在当时及往后一段时期都成了不同立场的人们加以批判和反思的对象。这种批判和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对法国近代哲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打开了法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向的序幕。

在对法国大革命及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启蒙理性的批判和反思中，处于左翼的是以圣西门（Saint Simon Claude Henri de Rouvroy，1760—1825）和傅立叶（Fourier Fran?ois Marie Charles，1772—1837）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最早出现以来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早期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体上是利用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原则来论证人人平等的“千年王国”，把基督教的“上帝之城”的平等社会移向现实的人间，由人性的生而平等来认证建立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特权的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在英国，特别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实现、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的19世纪，圣西门和傅立叶等人则把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的欺骗性放到了核心地位，并提出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种种方案，甚至还设计了这种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方案。但是，圣西门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理性原则的批判，实际上却又没有越出这种原则的界限。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苦难抱着无限同情，但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阶级，不懂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因此他们的理论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成熟的，而这与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是相适应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许多思想显示出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为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因而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考虑到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有关社会主义史等论著中都有大量具体而详尽的论述，他们在哲学上又不构成独立的派系，甚至可以说并未超越理性派唯心主义的窠臼，此处就略而不论了。至于受到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孔德的实证主义，我们在下面将另行阐释。

由于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社会出现了复辟和反对复辟封建统治的复杂和长期的斗争，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孔德的实证主义以外，体现封建复辟势力以及向他们妥协的各种思想倾向在一定范围内相当盛行，因此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领域必然表现极为复杂的局面。一些与陈旧的宗教神学密切相关的前理性时代的唯灵论、折中主义等思潮甚至成了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它们的出现当然谈不上是法国哲学发展史上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是法国哲学思潮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但它们对法国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潮的批判毕竟也揭示了后者的许多缺陷，使它们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这间接为往后在法国形成具有现代哲学意义的哲学流派开辟了道路。

法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尽管由于法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而具有较为模糊和曲折等局限性，但作为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的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这种转型的共同特征。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不同方式对被绝对化的理性主义的批判同样是这一时期法国哲学领域的论争的核心问题。这种批判主要是从如下两种不同立场出发的。

一种是按照前理性主义的立场对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的简单否定。徳·麦斯特尔（Count 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和博纳尔（Louis Gabriel Ambroise Bonald，1753—1840）是这种立场的突出代表。徳·麦斯特尔早期曾同情过自由主义，但他在《法国沉思录》（1796）一书中就已明确反对革命，希望复辟法国的君主专制，后来成了著名的保皇党人。博纳尔是拿破仑的支持者，在复辟时期支持君主专制。他们都公开贬低和否定理性。麦斯特尔强调人的攻击性和破坏性的非理性“本能”，以此论证强权和独裁暴政等统治形式的必要性，扼杀个体的自由。与此相适应，他们竭力推崇被法国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家无情批判过的陈旧的宗教信条，要求恢复前理性时代的宗教神学和神秘主义传统。他们的理论也因此被称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潮流来说，他们显然是在开倒车，但他们个人在当时法国哲学中具有较高地位。尽管他们是从前理性时代的立场批判理性主义，但往往也能抓住理性主义的某些缺陷，从而从反面促进了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

另一种是从超越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局限性、进一步深入探索“人性”的本质的立场来批判理性主义。这个探索过程的起点是孟·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的意志学说和唯灵论以及居约（Jean-Marie Guyau，1854—1888）等这一传统中其他哲学家对欲望、生命等的探索。与徳·麦斯特尔等人的倒退路线不同，这些哲学家对意志等深层存在的探索所要达到的，并不是对于理性的“蔑视”和“颠覆”从而达到否认、抛弃理性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于以往的“理性”传统的“拓展”、“补充”，或者说“深化”。他们指出，“人性”的核心部分并不仅仅是“理性”，而还应该包括更深层次的精神存在和领域，所有这些（包括理性、意志在内）都构成了普遍的“人性”的部分。但是，这些哲学家在超越传统理性主义时往往陷入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过于强调非理性的生命意志的作用，而简单否定理性的合理的作用。

19世纪法国哲学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与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实体本体论的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强调变化、活动和过程可谓是当时许多哲学家共有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进化的思想在19世纪的法国思想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看来，进化已经不仅仅是生物学领域的发现，而是被拓展到知识、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呼唤和探索新社会秩序的哲学的体现。在知识的进化方面，圣西门最早在其《论人类科学》的著作中就描述了科学从虚构和推测到实证的进化发展的过程。之后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基本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科学进化的“三阶段”说。同样，还有芮南所提出的普遍进化的体系。最为突出的当然是后来柏格森在其生命哲学中所提出的“创造进化”的观念。

应当承认，在空想社会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柏格森以前，19世纪法国哲学发展中的原创性显得不足。但是却又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探索，拓展新的哲学思索的可能的领域。他们试图吸取不同的哲学体系中的精华和要素来“拓展”哲学的视界，甚至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由于他们的思想缺乏独创性，甚至没有确定的立场，结果往往陷入了折中主义。事实上折中主义倾向成了19世纪法国哲学的重要倾向之一。但是，折中主义毕竟不是19世纪法国哲学发展趋向的主流。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尽管也包含折中主义因素，但这不是他们的哲学中的关键所在。作为整个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组成部分，19世纪的法国哲学毕竟处于这个转型过程之中。以不同方式对被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近代形而上学的种种缺陷进行批判仍然是这一时期法国哲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