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哲学思潮概况

在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中，最主要的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来改造传统哲学，使哲学成为超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证哲学。上面所讲到的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就属于这种哲学；另一种是把揭示人的生命的性质和意义作为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推及人的存在及其全部认识和实践，特别是人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再由人的生命和存在推及人的历史和文化，以至人与周围世界（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换言之，由对生命的揭示而推及对整个世界的揭示。由于对生命概念的理解以及研究角度和层次的不同，由此形成了各有特征的生命哲学派别。

尽管生命哲学内部并不统一，但不同生命哲学家之间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上仍存在许多共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他们都不把生命看作是物质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实体，而看作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就是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他们既反对把世界上各种事物和现象还原为物质或精神存在，更反对把它们的特性简单地归结为物理特性，而认为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具有活力、或者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生命存在；哲学所应探索的不是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而是内在于并激**着整个世界的生命。由此出发，他们大都反对用机械和静止的观点，而主张用运动、进化和创造的观点看世界。他们都强调生命的变异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的生命的体现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并由此强调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差异性，特别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生命和**对理性和经验的超越，从而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但又并未完全否定经验和理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因此，与其说其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不如说其是超理性主义。

生命哲学的这些特点使它既不同于以实体本体论为核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理性派形而上学，又不同于把哲学研究局限于现象范围的各种形态的实证主义。从基本思想倾向说，生命哲学与以德国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有很大共性。事实上叔本华和尼采因其生活意志和权力意志均属生命意志而往往被归属于生命哲学家之列。

2.生命哲学的由来和主要类型

对生命现象从哲学上进行研究和阐释在西方由来已久。古代和近代哲学家对心物关系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生命的研究，因为心灵是生命的重要体现。但是，这些哲学家都是把对生命现象的研究当作自己哲学架构中的一个环节，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哲学思潮。这样的哲学思潮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当时西方科学和文化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重要变更，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越来越成了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科学方面的变更主要表现在近代生物科学的产生，它促使人们对生命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并去进行新的探索。文化方面的变更主要表现为以德国为中心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以歌德、赫尔德、施莱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兴起，它发扬并突出了西方思想中强调生命和**的传统，超越了囿于形而上学的近代理性主义的视界。二者从不同方面促使人们从哲学上重新研究生命现象，并促使这种研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浪漫主义运动直接影响到德国生命哲学的形成，生物科学的影响则更具普遍意义。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生物科学的兴起远远晚于数学和物理科学，但19世纪以来也已开始出现影响深远的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由19世纪初法国拉马克提出、经19世纪中期英国达尔文系统化、到19世纪末德国魏斯曼等人新发展的进化论。这一理论不仅推翻了长期支配生物学领域的机械论，特别是物种不变论，而且为正确认识生命现象和非生命现象之间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在哲学上，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机械论的根基，促使人们对包括生命现象在内的自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进行新的探索。

以1828年成功合成尿素为标志的生物化学的研究成果，也促使人们重新看待生命现象。因为，既然可以在实验室中生产出有机合成物，那对长期流行的关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绝对不同、对生命现象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的观点至少可以提出疑问。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件所抱态度不同，但他们都无法回避对生命的性质以及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的关系等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当时科学领域中所谓活力论（vitalism，亦译生机论）和新活力论（neo-vitalism）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分歧。活力论这一概念可泛指那些把生命等同于灵魂（心灵）并在物质事物之外支配物质事物的理论。19世纪的活力论则是指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用超越物理、化学过程及科学分析范围的各种名目的生命力（life-force）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与当时生物科学的进步相冲突。为了克服这种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不要笼统否定对生命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但他们仍然以不同方式设定某种不可认识的生命力（“生命冲动”、“对生命的渴求”等）作为解释生命现象甚至解释一切事物的原则，以此来消除有机和无机的界限。这种观点被称为新活力论。尽管活力论和新活力论并非纯粹的哲学理论，但都包含了明显的哲学意义。它们的流行促使哲学家们把生命问题当作关注的核心，从而促使生命哲学发展成为一种有广泛影响的思潮。事实上，它们的一些提出者和倡导者（例如，柏格森、杜里舒等人）往往就是某些形态的生命哲学的代表人。

正是由于生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出现与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及生物科学的兴起关系密切，因此它虽然包含了各种不同派系，但它们大都与这二者相关，生命哲学由此表现为生物学倾向和历史—文化倾向两种主要类型。

生物学倾向的生命哲学派系往往与对生命现象的活力论和新活力论的解释有密切联系。这些派系的哲学家大都受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革命的影响，对单纯从力学观点解释生命现象、把整个有机自然界的发展看作量的渐进的机械进化论做了尖锐批判，试图用运动变化和整体联系的观点说明生命现象。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是其突出代表，他为这类生命哲学提供了最完整的理论形态。但他们中有的人把生命神秘化，用以解释一切；还有的人强调生命现象的心理性质，把它的存在归结为意识活动，从而把生命与物质截然对立起来。

历史—文化倾向的生命哲学主要是从人的生命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进行哲学思考。在此，所谓生命大体上是指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不是作为一种外在地给予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的直接和内在的呈现的过程。换言之，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外在生命，而是作为反思主体的人内在地体验和领悟到的生命。这种内在生命超越了外在生命的被动性，包含了主动的参与的动态（dynamism）意义。它的形态往往是合目的性的，即追求有待实现和达到的价值。这种类型的生命哲学在理论上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可能无直接关系。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是这种类型的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

这两种类型的生命哲学虽然具有重要区别，但又是密切相关、甚至相互渗透。历史—文化类型的生命哲学虽然并不都直接涉及生物科学，但其所强调的人的内在生命仍以人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存在即生命为基础，归根到底同样受到当时生物科学中的变革的影响。生物学倾向的生命哲学虽然重在揭示使一切事物具有生命的生命力，但同样进而涉及历史文化问题。二者的不同不是思想路线的不同，而主要是论证的方式和重点的不同。在强调生命对物质和精神、经验和理性的超越以及把生命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上，二者毋宁说是殊途同归。

3.生命哲学的演变和流传

尽管生命哲学作为一种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出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但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就西方近代说，就在以理性崇拜为特征的启蒙运动的盛期，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和法国思想家卢梭等人就已通过对人的下意识、**、诗性精神，或者说心灵的先理性、先逻辑的力量的倡导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的超越理性的生命的意义，这为其后以德国为中心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启示。后者被公认为是生命哲学思潮的直接先驱。

德国生命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早在18世纪就有人提出。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1，1772—1829）在他的《关于生命哲学的三次讲演》（1827）中提到，在1772年出版的一本题为《论道德上的美和生命哲学》的匿名著作中，作者就已谈道：为了解释艺术，便要放弃理论和体系，转而按照心灵在人类生活中的表现来研究心灵的力量和特性。这时正值德国青年“狂飙运动”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盛期，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cobi，1743—1819）等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思想家纷纷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著作中发掘强调精神的自由、创造性和能动性的思想，竭力讴歌人格和生命的力量。他们中有的人提出要区分活东西和死东西，并以体现生命力的活东西作为文化批评的标准。有的人认为，个人的生命和情感力量就是上帝的生命的体现，是一切创造的源泉。这样在德国就形成了一种崇拜生命力的思想文化氛围，这为生命哲学的正式形成准备了思想条件。施莱格尔当时就主张撇开关于绝对的思想而研究精神的内在生命，建立以心灵为核心的生命哲学。

如果把情感意志纳入广义的生命之内，唯意志主义当然属于生命哲学思潮之列，其创始人叔本华可算是德国第一位生命哲学家。早在19世纪上半叶，当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体系尚处于巅峰之际，他就已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存意志（生命意志）论。不过，正像叔本华哲学当时尚未引人注意一样，生命哲学当时也尚未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思潮。到19世纪中下期，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后，德国社会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约许的理性的社会和国家的理想业已破灭；传统形而上学以及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形式出现的各种认识论的局限性进一步暴露，曾经在德国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黑格尔学派亦已完全解体；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哲学领域中兴起的转向之风越来越强烈，人的自由、价值、生命、历史和文化等问题代替传统形而上学问题而成了哲学家们最关切的问题，生命力代替物质和精神本质而成了全部哲学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生命哲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式形成一种广泛的思潮。继叔本华生存意志论而起的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价值论以及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开创的弗洛伊德主义，就他们的哲学的基本概念与生命接近来说，都属于这一广泛的思潮。就较为严格的意义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生命哲学主要是指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奥伊肯等人的学说。他们的理论虽然与上述流派相近，但更为突出地从对生命的意义的揭示出发来探讨精神生活和文化—历史和价值问题，并把这种探讨当作全部哲学的核心。

与德国生命哲学思潮形成大体同时，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由德·比朗（Main de Biran，1766—1824）开创、拉维森·莫里昂（Jean Gaspard Felix Ravaisson-Mollien，1813—1900）、拉彻里尔（Jules Lachelier，1832—1918）、布特鲁（Emile Boutroux，1845—1921）、福伊里（Alfred Fouillee，1838—1912）等人发挥的19世纪法国哲学中的唯灵论和意志主义以及以雷诺维叶（Charles Bernard Renouvier，1815—1903）为代表的新批判主义和人格主义潮流为法国生命哲学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青年哲学家居约（Jean-Marie Guyau，1854—1888）提出的理论对法国生命哲学的正式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把关于宇宙进化的概念与生命的创造性思想结合起来，肯定整个宇宙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生命的创造活动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它是一切存在的源泉，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存在形态都出于生命的运动。意识也无非是晦暗的生命太空中的一种光点，它以体现一种下意识的生存意志的直觉为前提。居约把这种观点推及道德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由此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命哲学体系。

不过，集法国生命哲学之大成的，则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期活动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理论。柏格森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许多其他西方哲学家对于生命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的解释，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利用了进化论和心理学，特别是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发展的某些因素，使以所谓生命冲动和直觉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生命哲学不仅具有一定现代科学的特色，而且更加明显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绝对理性主义，在促进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上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在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齐美尔、奥伊肯、斯宾格勒等德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生命哲学家的理论无不打上柏格森主义的烙印，英美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席勒和过程哲学家怀特海等人的理论中也有柏格森哲学的成分。考虑到国内学界对柏格森已有大量介绍。我自己在《现代西方哲学》等论著加也做过评述。下面仅简单提及其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的生命冲动学说和直觉主义。

4.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

生命冲动是柏格森哲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与实证主义类型的现代哲学家笼统地否定哲学对实在的研究不同，柏格森像生命哲学的先驱们一样把生命当作宇宙间最真实的存在。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存在都是由生命所派生的，其意义只有通过对生命的直觉才能被领悟到。不过，与叔本华把生命归结为生存意志、尼采把生命归结为权力意志不同，柏格森把生命解释成普遍和永远存在并不断创造和进化的生命力，即生命冲动。后者也就是“自我”（“自我的意识状态”）、“绵延”、“真正的时间”。在柏格森那里这些概念是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在细微方面稍有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意义则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同质概念。例如，纯粹的自我指的不是经验中或生活中的自我，而是指作为生命的一种连续不断变化着的心理状态的展开，期间没有任何停顿，不可能将其划分成部分或者碎片。而这也正是柏格森所说的纯粹绵延，因为他所谓绵延就是一种没有任何间断性的连续性，是一种将过去向现在和未来伸延的运动。“绵延乃是一个过去消融在未来之中，随着前进不断膨胀的连续过程。”[8]在绵延中，过去包容在现在里，并且向未来“持续地涌进”，在这种连成一气的过程里，才有生命的永恒性。它生气勃勃，健行不息。绵延像一条河流，“这是一条无底的、无岸的河流，它不借可以标出的力量而流向一个不能确定的方向。即使如此，我们也只能称它为一条河流，而这条河流只是流动”[9]。柏格森强调，绵延是纯粹的心理过程，没有任何物理和空间特征，因为有物理和空间特征的东西总是可以分割的。作为心理过程、绵延的时间是真正的时间，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或者实证科学所谈论的时间根本不同，因为后者是可以分割的，实际上被空间化了。真正的时间指的正是生命的绵延，或者说是生命的本质，它们也只有在生命的内心体验中才能被领悟到。

总之，真正的实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就是绵延，绵延就是自我的内心体验，是生命的内在的展开，而这就是真正的时间。对作为真正的实在的生命、绵延、时间的研究正是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本使命。柏格森的这种观点与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有着根本的区别。柏格森固然否定了在现实的时空中存在的物质实体的实在性，也否定了各种唯心主义所构建的精神实体的实在性。在他的哲学中，唯一实在的就是被他称作生命、绵延的永不间断的变化运动本身。他明确地说：“实在就是可动性。没有已造成的事物，只有正在创造的事物，没有自我保持的状态，只有正在变化的状态……如果我们同意把倾向看作是一种开始的方向变化，那一切实在就是倾向。”[10]“事物和状态只不过是我们的心灵所采取的一种变化观点，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动作。”[11]从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的否定说，柏格森可谓是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在此，他显然片面地利用了物理学革命中的某些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柏格森并不简单否定外在的空间以及可以计量的时间的存在，也不否定在这样的时空中的对象的存在。研究这样的时空和对象是实证科学的任务，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柏格森不仅不否定，甚至还密切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认为，只有形而上学才涉及真正的实在，实证科学没有实在的意义。从根源上说，实证科学应当服从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不仅要为实证科学的研究留下余地，而且也要利用实证科学的材料。

如果说柏格森在《意识的直接材料》（1889，英译本改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中主要是从自我反省的角度来解释生命、绵延的话，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创造进化论》（1907）中则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而使其生命冲动具有全宇宙的意义，并由此说明作为实在的生命世界与作为其产物的自然界的关系。在柏格森看来，生命冲动派生万物的方式出于它的两种基本运动，或者说两种倾向。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即生命冲动本身所具有的不断向上喷发的运动，它产生一切生命形式；另一种是生命冲动的自然运动的逆转，即在受到物质的牵制后的向下坠落，它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这两种倾向根本对立，相互抑制。生命冲动的向上运动总是企图克服下坠的倾向，克服物质事物的阻碍；而向下坠落的倾向也必然牵制向上的喷发。在生命冲动受坠落的物质的牵制而发生停顿而与物质交接的地方，则产生既有生命形式又有物质躯体的生命有机体。柏格森说：“生命是运动，物质性是运动的逆转。这两种运动中的每一种都是浑一的，构成世界的物质是不可分割之流，透过物质的生命也是不可分割之流……在这两股流中，第二股与第一股相对立，但是第一股毕竟从第二股获得某种东西。它们之间建立了某种生活方式（modus vivendi），这就是有机体。”[12]生命有机体是多样的，它们都是由生命冲动的统一的源头分裂和发散而成。“分裂的真正的深刻原因是在生命底蕴中具有的那些东西。因为生命是趋势，一个趋势的本质是要以一束的形式发展，通过它自己的生长创造分叉的各个方向，它的冲动力就分散在这些方向里。”[13]

柏格森曾举喷泉之喷水以及放焰火的例子，来说明生命冲动派生有机体的多样性。据他说，一团焰火向上发射或一股喷泉向上喷出，必然是从同一的源头出发而分化为众多的路线向上散开。生命冲动也是如此。发散开的生命冲动路线都将遇到物质不同程度的阻挠，于是就有与物质不同程度的结合，产生不同等级的物种。例如，在某一路线上产生植物，这条路线又发散为众多的支线，于是产生不同的植物种属。动物也是如此。在植物界，生命冲动受到物质的阻碍最大，不能再往上冲，于是植物的进化就趋于停滞了。在动物界中，生命冲动受到的阻碍比植物界小，仍有进化的可能，但也越来越微弱。只有在人那里，进化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人的生命可以克服物质的阻碍而获得自由，因此人的意志、精神是自由的，人的灵魂可以不朽。

柏格森还用生命冲动来解释社会历史以及道德和宗教等人文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在此从略。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在柏格森那里，由生命冲动所引起的进化是创造性的进化。“进化是一种不停顿的崭新创造。”[14]每一种进化都意味着一种新质的出现。这种新质的出现是突发的、绝对的，没有量变的积累。因此，无论在动物界或植物界，每一新种都具有绝对的新质。生命冲动是永不停滞的，由其所产生的创造的进化也是永不停滞的。只有没有生命的无机界中才是僵死的，没有质的变化。

5.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柏格森关于生命冲动及与之相应的真正的实在的观点决定了他必然否定理智把握实在的可能性，并由此引入和发挥了超理智的直觉概念。

按照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说，植物、动物和人体现了创造进化的三条不同路线。植物只有生命，没有本能和理智。动物具有本能，但没有理智。人则既有本能，又有理智，还潜在地具有直觉能力。植物生命、理智和本能并不像传统形而上学所说的那样是进化层次的依次上升，而只是三种不同的进化方向。有些动物的本能比人的相应本能要发达得多。在把握外部物质世界上，理智远远优胜于本能，但理智并不能把握真实的实在。因为在柏格森看来，理智无非是用感觉、概念和判断的形式以及分析、综合、归纳、推理等方法（柏格森往往简称为分析）来认识世界。这些认识形式和方法的特点都是以外在代替内在、以静止代替运动、以相对来代替绝对、以间断性来代替连续性、以空间来代替时间，而这与把握真正的实在格格不入。既然传统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都企图用理智来把握实在，它们在这方面都必然失败。柏格森说：“形而上学家在实在之下掘了一条深长的地道，科学家则在实在之上架了一座高大的桥梁，然而，事物的运动之流却在这两个人工建筑之间通过，而不与它们接触。”[15]“理性的工作是依靠科学向我们愈来愈完整地表达出物理操作的秘密……它只在生命的周围打转，从外部对生命提出尽可能多的看法，把生命拖到自己这边来，而不是进入到它里面去。但是，直觉引导我们正是要达到生命的真正内部。”[16]

尽管柏格森并未由此简单地否定理智和科学，对于理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并使之为人们的实际利益服务的作用，他毋宁说是明确肯定的。但他明确严格限制理智在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研究上的意义。为了把握真正的实在、建立真正的形而上学，柏格森认为必须超越理智的范围而诉诸直觉。通过直觉来把握实在，这在柏格森以前就已为不少人所提出。柏格森在这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引入直觉当作建立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前提，并对直觉做了比前人更为系统和全面具体的论证。他的《形而上学导言》（1903）对直觉的意义做了专门的论述。正像经柏格森本人校订过的本书英译本译者休尔麦在其序言中所说的：“关于直觉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柏格森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所解释的比他的其他著作要充分得多、详尽得多……为了谈得上对这篇论文的作者的论点有充分的理解，这篇论文是不可不读的。”[17]我也建议，想较充分了解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读者去阅读这本小书。

柏格森在《形而上学导言》中，一开始就把实证科学和传统形而上学所用的认识方法与他所主张的方法明确区别开来。“第一种方法意味着我们迂迴于对象的外围，第二种方法意味着我们进入对象的内部。前者决定于我们所处的观察点以及我们用以表达自身的符号，后者既不决定于某一观察点，也不依赖于任何符号。第一种认识可以说停留于相对的领域，第二种认识如果获得的话，那就达到了绝对的领域。”[18]第一种方法指的是实证科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柏格森有时简称其为分析方法），是柏格森所批判的；第二种方法即是直觉方法，它正是柏格森本人所倡导的形而上学、即哲学方法。整本《形而上学导言》就是对这两种方法分别做出的批判和论证。柏格森对实证科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的批判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他对经验论、唯理论以及康德的片面性都有相当具体而又有一定根据的批判，在此我们略而不论。下面仅就柏格森的直觉所指及其与理智的关系再做些说明。

柏格森所主张的直觉方法就是他所主张的形而上学方法。“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19]在此所谓“理智的交融”指的是，作为意识状态的自我与作为意识状态的对象的融合，以至二者成为连续的、没有间断的东西，即融而为一。“理智能使自己处于运动的实在之内，并朝向实在的不断变化的方向。简单地说，它能够用我们称之为直觉的理智的交融的办法而把握住实在。”[20]柏格森之把直觉叫作理智的交融，主要意思正是认为，在直觉中，直觉的主体与其对象不借任何中介（如感觉、概念等）而完全融合在一起，也就是直接把握运动着的实在。

柏格森在本书中举了大量例证来说明，无论是由感觉、概念等构成的东西，由于存在外在性、形象性、间断性、静止性、停顿性、空间性等特征，都不能成为绵延，从而也都不能达到实在。它们“都不过是我们可由之考察绵延的许多观察点，它们无论怎样分离或者重新结合，都不能使我们透入绵延之内”[21]。只有超越感觉、概念等这些存在间断性、外在性、静止性等特征的东西；或者说，只有对这些感觉、概念加以改造，使它们由静止、间断、外在的东西变成运动、连续、内在的东西，一句话，只有“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的方向”[22]，才能把握真正的运动、绵延，才有真正的直觉，才能达到真正实在。一个没有去过巴黎的人即使拥有大量关于巴黎的图表文字，也拼不出一个生动的巴黎来；但如果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去过巴黎，对巴黎有生动的直觉，那他就不难识别那些图表。又如，一首诗是由许多字母组成的，一个人如果不熟悉这首诗（没有对它的直觉），那他怎么样也难以用这些字母拼出一首诗来，即使拼出来，也不可能把握其意义。如果反过来，一个人有对这首诗的直觉，他就不难识别这些字母的意义，并用它们拼出诗来。

需要说明的是：柏格森对感觉、概念等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它们，而是超越它们的界限。他明确地说：“形而上学显然需要概念，因为其他一切科学都运用概念，而形而上学是不能没有其他科学的。但是，只有当形而上学超出了概念，或者至少是当它使自己摆脱了僵固的、现成的概念，以便创造一种与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时，形而上学才是唯一真实的形而上学。”[23]这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柏格森指的是那些不稳定的、易变的，甚至是飘浮不定的表象，它们总是按照那飞逝的形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实在是处于运动变化，即连续、绵延中的实在，把握这种实在的概念也必然是与传统哲学和科学的概念根本不同的概念，即易变的、流动的、飘浮不定的概念。只有运用这样的概念，才能有把握真正的实在的直觉。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常常被当作反对科学和理性，其实，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把概念僵化、空间化、外在化的科学和理性。在《形而上学导言》中，他讨论了科学和形而上学如何在直觉中结合起来的问题[24]。尽管他在这方面没有展开论证，但他明确指出，科学和人文学科要取得创造性的发展，同样需要在现成概念的基础上上升到直觉。在《形而上学导言》末尾，他明确指出，直觉“这种能力并无任何神秘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运用这种能力”[25]。接着，他举文学创作以及科学的和哲学的进步为例对这一点做了说明。

人们为了创作一部文学作品，首先需要确定主题，收集材料，做出笔记。这些都是必要的准备工作。但要完成这部文学作品，还需要有创作的冲动（直觉），也就是突然涌现出来的、超越原有概念和材料的思绪。只有有了这种冲动和思绪，才能使僵固的概念变成流动的概念，使死材料变成活材料，才可以据之完成这部作品。实证科学的发明创造也是如此。科学家先要做大量的观察和实验，但这要完成发明创造，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超越这些观察和实验，进入到发明创造所是的那种新境界中去，与之发生交融，而这正是进入直觉。哲学上的进步同样如此。“近代哲学的大师们是一些吸收了当代一切科学知识的人”，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直觉只有通过物质的知识才能获得”，但是这种直觉“完全不同于这些知识的单纯的总和或综合”[26]。换言之，吸取和总结当代一切科学知识，同时又尽力超越这些知识，进到与新的发明和创造相交融（直觉）中去，才能有创新和发展。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所指出的这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创新和发展的道路。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法］孔德：《实证主义概论》，56页，伦敦，英译本。

[5] ［法］孔德：《实证主义概论》，50页，伦敦，英译本。

[6] ［法］孔德：《实证哲学教程》，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 ［法］孔德：《实证哲学教程》，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8]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4页，纽约，英文版，1928。

[9]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0]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1]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249—250页，纽约，英文版，1928。

[12]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249—250页，纽约，英文版，1928。

[13] 同上书，99页。

[14]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103页，纽约，英文版，1928。

[15]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6]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176页，纽约，英文版，1928。

[17]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Ⅺ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8] 同上书，1页。

[19]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0] 同上书，31页。

[21] 同上书，11页。

[22]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3] 同上书，10页。

[24] 同上书，33页。

[25] ［法］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6] 同上书，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