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综述

在西方各国中，英国是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哲学上也是由以信仰为基础的中世纪经院哲学转向以理性为基础的近代哲学最早的国家。英国哲学中重视世俗生活和经验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超越中世纪信仰主义、迈向近代理性主义的传统。尽管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由于明确地提出了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被公认为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但是比笛卡尔稍早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的经验主义原则，特别是他的与实验自然科学相适应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也正是与信仰主义相对立的广义的理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之把培根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1]，同时也蕴含着把培根看作是广义的近代理性主义的始祖。培根和笛卡尔以后的近代英国和法国哲学的发展是相互影响和交织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如何影响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及这些唯物主义如何影响19世纪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做过精辟和著名的分析。但是英国哲学和法国哲学毕竟各有特色。例如，法国哲学家大都强调理智和情感的作用，英国哲学家则往往把经验和实验放在第一位。这种不同对后来两国哲学实现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我们在一系列论著中对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从理论上已做过较多论证。这一转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在西方各国都有较长时期的准备过程。从历史年代说，这一准备过程在英国发生得最早。这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暴露得最早密切相关。1825年在英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开始暴露的标志。在此以后，继英国之后走上了产业革命道路的法国和德国也先后出现经济危机。这些经济危机暴露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社会化身的近代理性主义体系哲学开始遇到了危机。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对原有的哲学思维方式加以质疑，寻觅新的道路。

早在18世纪，当休谟把洛克和贝克莱的经验主义贯彻到底，并由此合乎逻辑地提出他的怀疑论时，就已相当明确地揭示了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理性派形而上学的矛盾。与古代怀疑论之走向虚无主义不同，休谟怀疑论主要是对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独断论的怀疑，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以近代哲学为集中表现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怀疑，其目标是使哲学回到人的经验所体现的现实世界中来。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一书最后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2]这段话不仅是对17—18世纪欧洲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的否定，也是对一切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正因为如此，休谟哲学后来一再为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所引证，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反形而上学哲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休谟生活和活动于欧洲启蒙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广义地说可以将他归属于启蒙思想家之列。他当然不是现代哲学家，但他的独特的怀疑论的提出，却为以反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并取代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英国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形而上学的意义，但只有发展到休谟这种意义才得到较为明确的发挥。休谟的怀疑论对以17世纪剑桥的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英国哲学中的思辨唯心主义传统产生了重大冲击。正因为如此，尽管在休谟以后的英国哲学中没有很快产生具有明显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特征的哲学派别，但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期这段时期内，当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在德国空前得势时，在英国却没有出现有重大影响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当时以李德（Thomas Reid，1710—1796）为首的苏格兰常识学派及其他一些哲学家（包括一些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休谟主义进行过批判，但这类批判大都未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眼界。与康德沿着休谟怀疑论的脚步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进一步批判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要逊色得多，有的批判（如一些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发展上的倒退。19世纪上半期，汉密尔顿（1788—1859）等哲学家，特别是柯勒律治等一些受到康德哲学影响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也加入了批判休谟主义的行列。他们的哲学和文学活动对促进德国唯心主义19世纪中后期在英国的流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的唯心主义与其所继承的德国唯心主义有所区别，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意义。不过，柯勒律治等人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学领域，他们的理论在英国哲学中并未引起多大波澜。总的说来，在休谟以后、实证主义思潮兴起以前，英国哲学中没有出现过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

正像休谟后期由形而上学先后转向了道德、政治、经济和历史一样，在他以后的英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形而上学的研究往往让位于政治、经济、历史，特别是文学等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的学科的研究。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梅尔茨在其著名的《19世纪欧洲思想史》中有这样一段话：“从逻辑观点向历史观点的转变可以在上世纪英国文献中追踪到，这种变化的典型人物是休谟。他从洛克和贝克莱著作中涉及的形而上学问题出发，被它们引导到研究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最后投身于研究历史。在他生涯结束的时候，英国文献中政治和历史的著作已像他的生涯开始时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著作一样常见。”[3]梅尔茨不是英国哲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但他这段描述毕竟揭示了休谟以后英国哲学在研究的问题、领域和方向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的事实。英国哲学发展中这种向政治、经济、道德、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等领域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由重视抽象思辨转向重视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这和研究重点的变化可以说是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先声。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的哲学主要就是在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和进化论等科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形成并与之融为一体的实证主义运动，以约翰·密尔和斯宾塞为主要代表。尽管这一运动有时在形式上也有建立哲学体系的企图，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就被许多人当作是19世纪英国哲学中最大的哲学体系，但由于引入了不断进化和变更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主轴，实证主义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它们对休谟哲学中早已存在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做了明确和系统的发挥，甚至被认为对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倾向起了重要的开拓作用。然而这一思潮中严重存在的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往往使它们在理论和现实上都陷入困境，这为与之相反的哲学思潮的出现留下了余地。

在后一阶段，即19世纪后期，作为对实证主义的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回应，在19世纪上半期就已以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形式出现的输入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的运动这时正式形成为一种强势的哲学运动。其中以格林、布拉德雷和鲍桑葵为代表的绝对唯心主义在一段时期内在英国哲学中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这种绝对唯心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许多观点，但又用传统和同时代的一些哲学理论（特别是康德、费希特等德国唯心主义和传统的英国哲学）对之进行了改造，因此有时哲学史家们往往称其为新黑格尔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关注现实问题不同，英国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学院派哲学家，其理论具有较多思辨形而上学的色彩。但是即使是这种绝对唯心主义也与集理性派形而上学之大成的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反对经验派哲学家时往往也接受了后者对经验和个体性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倒毋宁说他们的理论是绝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一种混杂，充满着内在矛盾。到20世纪初期，当罗素、摩尔等人以更具有现代哲学精神的语言分析哲学来对英国的绝对唯心主义进行反叛、并揭露其内在矛盾时，这种绝对唯心主义很快就越来越衰落下去。而这一切都表明，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哲学中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正是它处于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新旧交替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