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休谟以后英国哲学发展的转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约翰·密尔和斯宾塞为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既继承了以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但又超越了这个传统。从思想文化和科学发展背景说，这一思潮的兴起与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以达尔文、赫胥黎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潮以及以休厄尔（1794—1866）为代表的更为广义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从不同方面促进了19世纪中期开始的英国哲学领域出现的抛弃传统形而上学，转向具有更多现代哲学特征的哲学的变更。实证主义的基本理论早已为法国哲学家孔德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但孔德的理论当时在法国并未产生多大影响。通过约翰·密尔等人传入英国后，由于它适应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又与古典经济学、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等思潮相汇合，很快形成了一种在英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潮。在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并在英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后，才得以重新传入法国，足见当时的英国才是实证主义的温床。

在英国实证主义思潮的形成中，以休谟为最主要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点我们在上面已做过论述，此处仅简单提及几种与实证主义相关的思想文化思潮。

以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早已得到公认。我们这里要提出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直接促进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

亚当·斯密原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早年曾以出版《道德情操理论》（1759）而著名。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把人类利己心当作理论的出发点，但又强调社会感情，或者说同情是道德的基础。后来他离开大学、转向社会，从上述道德原则出发，并在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的影响下转向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在1776年出版了其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简称《国富论》）。其中最早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肯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由此初步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后来为马克思所竭力称道并加以批判地改造，进一步提出了作为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

斯密和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阐释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它同时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这是因为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把经济研究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的道德、政治等方面的研究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使经济研究从作为体系哲学的形而上学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虽然限制了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范围，却又是对哲学作为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研究的一种拓展。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从此由观念领域推向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现实领域。这使哲学研究具有更为丰富的现实内容。

总的说来，斯密和李嘉图之创立政治经济学推动了把哲学研究由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转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这不仅为实证主义思潮在反形而上学的前提下将各门学科的研究变成实证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后来马克思由对一般哲学的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等现实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先行的探索。

以耶勒密·边沁（1748—1832）为最大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思潮是休谟以后英国哲学中一种最主要的思潮。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来说，这一思潮最突出的特点也正在于它继承了休谟后期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现实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把它们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整个休谟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以及认识的范围和界限等认识论问题还处于中心地位，他后期对政治、经济、道德等现实问题的关注也还停留于学理层面。然而，在边沁那里，认识论问题就处于次要地位了，他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建树，而他对上述现实问题所关注的也不是有关它们的一般理论，而是从改革的观点出发对被大家接受的道德观念以及法律和政治制度提供判断的标准，也就是如何推动这些领域的变更。著名的英国哲学史家考普尔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说：“也许我们可以援引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说休谟所关心的主要是认识世界，而边沁所关心的主要是改造世界。”[4]

功利主义哲学家之把哲学由抽象思辨领域移入现实生活和实践领域，与他们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推动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异。如果说前者对西方哲学实现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起了先驱的作用，后者主要是适应和维护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动**年代的利益，具有明显的阶级辩护性。这里最大的历史背景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这一革命在英国也引起了程度不同的革命浪潮。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以主张进行法律等的现实改革作为激进思潮出现的。但他既不要求改变保守的英国宪法，也不要求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他所关心的是立法者和统治者如何去寻求共同的善，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稳定和秩序。由于他的主张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他指责他们自私，甚至由此主张在实行其他变更以前先要实行政治变更。在保守派面前他的主张显得激进。然而，边沁所有的改革和变更的核心都基于他对功利、或者说效用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正是对当时资产阶级在1688年妥协的政治革命后的阶级利益的肯定，因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的功利正是他们所最需要的。

功利主义并非边沁独创。“功利”（效用、功效）一词源于拉丁文utilitas。休谟在《道德原理研究》中就曾宣称“公共的功利是正义的唯一来源”。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这方面也有过类似的论证。边沁接受和发挥了前辈思想家的这些观念，他把功利等同于效用，而效用应是带来快乐和防止痛苦的事物。功利原则就是求乐避苦的规则，运用功利原则可以科学地在道德上确定什么是正当的。边沁将其作为一条行为的基本准则，扩大运用于政治、法律、伦理等几乎一切社会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被当作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如果说休谟强调的还是公共功利，边沁强调的则是个人功利。他认为只有对个人的效用，或者说个人利益的满足才是一切效用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边沁哲学中是高度统一的。边沁也使用在英国哲学中已为霍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7）等人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行为的最好的准则这种提法，但他认为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首先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政府、社会都应当首先保护个人利益。正因为如此，边沁主张自由竞争，反对近代思想家、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中盛行的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边沁的这些观点后来受到杜威等许多企图超越旧式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家的尖锐批判，但也为一些所谓新自由主义者所利用。

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在英国发展成了一场广泛的运动，经济学家李嘉图、人口论者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实证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密尔和约翰·密尔父子以及斯宾塞等人大体上都可以归入这一思潮。到19世纪下半期，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1838—1900）对这一思潮做了全面的发挥。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各有特点，但他们大体上都是把实证主义当作其哲学基础。

以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为最主要代表的进化论的兴起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划时代性成就。恩格斯把它当作影响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产生的三大发现之一。而实证主义哲学家也往往把进化论当作自己论证自己的理论的科学根据。进化论的诞生地是英国，它在英国也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

关于进化的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与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相伴随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涉及了进化在发展中的作用。19世纪初，法国自然科学家拉马克（1744—1829）在他的《动物学的哲学》（1809）一书中最早提出进化论概念，认为物种在外在环境影响下可能发生变异，而巩固起来的变异转化成了遗传，他的观点的提出对关于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产生了很大冲击，但是拉马克未能对他的观点做出科学的论证。

达尔文在进化论发展上的突出地位在于他超越了一般的猜测，而以他多年收集的大量经验材料为依据。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一书中第一次对生物进化中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论证，明确提出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其基本含义从本书的全名（“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就可看出。达尔文肯定物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变异的，现今存在的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从其他原来存在的物种中产生的，高级和复杂的物种是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和简单的物种进化而来的。它们都不是特创的。达尔文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唯心主义的特创论、目的论的有力批判。他在后来出版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1871）等书中对人工选择、性选择以及人类起源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论证。他由此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

达尔文进化论的哲学意义从破的方面说，是给了唯心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沉重的打击，由此也给了各种形式的独断的和僵化的思想方法以沉重的打击。从立的方面说，是从科学上肯定了强调一切事物都处于进化过程中即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方法，肯定了一切都要以可以证实的经验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抽象的思辨为根据。进化论的这种精神既与19世纪兴起的整个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完全一致，它当然超越了当时英国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范围，但与它们又有着重要的思想联系。达尔文的理论在自然科学家中找到了大量同盟者，而这些自然科学家在哲学上往往倾向于实证主义。以英国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公开站在达尔文主义方面，对当时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对达尔文的攻击做了坚定的驳斥，捍卫了达尔文学说。赫胥黎是第一个提出“不可知论”这个名称的人。在他那里，不可知论并非消极的怀疑论，而是对独断论和宗教等绝对主义的怀疑。他认为人们的认识只能及于经验范围，或者说现象范围，超越这一范围的物质实体、灵魂和上帝则是不可知的。但他又肯定经验和现象的现实性。这种矛盾的观点与当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很是接近。以密尔、斯宾塞为代表的一些实证主义哲学家虽然并非自然科学家，但毕竟是打着维护和尊重自然科学的旗号，而他们都是相当自觉地将实证主义哲学同进化论联系在一起。斯宾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但在倡导进化论上与达尔文却相互影响。他甚至在达尔文以前就提出了“适者生存”的观点。因此，进化论思潮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当然是一种科学思潮，但它是一种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相互影响的科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