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在德国产生和流传的哲学流派和思潮极为庞杂，它们大都具有独特的倾向性，也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从近代到现代转型的共性。我们在下面对三种影响较大的思潮的一般情况再做简单介绍。

1.对理性的批判与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

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从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个别的因素来说，在西方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有所显示。在原始宗教和神话中，理性和非理性处于直接同一状态。荷马史诗既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又迸发出超越理性界限的生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既展现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辉煌，也初步论述了意志、欲望、**等非理性的精神对人的行为的支配。柏拉图把人的灵魂（精神）分为理智、**和欲望三部分，并分别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作了较具体的分析。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强调了理智必须伴以**才具有生命力。如果说他们都是在理性前提下来谈论非理性的话，晚期希腊和罗马哲学中的一些流派，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就是把非理性置于理性之上了。普罗提诺当作万物本源的“太一”就是一种超越理性的意志的存在。在欧洲中世纪的精神生活中，信仰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信仰不仅是超理性的，有时甚至是反理性的，因而信仰主义往往可以掩盖着某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奥古斯丁就在信仰主义旗号下明确地把非理性的意志当作其他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哲学使理性主义正式登上了哲学的王座，以致人们把这一时代称为理性的时代。然而，即使在这一时代，仍有不少哲学家探索、肯定，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意志和非理性因素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英国哲学家中，霍布斯就着重分析过人的行为与意志和欲望的关系；休谟分析过理智怎样服从**、欲望和意志。在法国，帕斯卡尔和卢梭都对一系列有关人的本能、情感和意志的问题提出了超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界限的论点，并对后者进行了公开的挑战。我们上面曾谈到，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康德、费希特和谢林哲学都有较多非理性主义成分，甚至集古典理性主义之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非理性的内容。

西方哲学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无疑是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不过，就它们本身来说，不管表现的程度（例如只是一般地承认和肯定还是强调非理性的作用）和方式（例如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如何，基本上都只是作为某种哲学中的一种成分或倾向而存在，尚无完整的思想体系。个别哲学家（例如帕斯卡尔）虽然在这方面有较完整的理论，但也只是夹杂在理性主义浪潮中的几滴水花，未能形成独立的哲学流派和思潮。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整个哲学发展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哲学思潮，是随着19世纪中期西方近代哲学走向终结、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转折、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西方各国已发展成为一股相当普遍和强大的浪潮的背景下形成的。

我们之前已做过较多论证，在此补充的只是：由于理性主义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黑格尔哲学被公认为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顶峰，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为标志的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在德国进行得最为激烈，因而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以德国为中心。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被公认为这一思潮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生活意志论也正是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的最初形态。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有许多现代的哲学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主张过意志至上说……这是在我们这时代哲学气质所起的最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由卢梭和康德作下了准备，不过是叔本华首先以纯粹的形式宣布的。”[4]与叔本华大致同一时代，在德国思想影响下，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克尔凯郭尔从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出发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批判创造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另一种形态，他们都对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

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标志，主要就在于它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以黑格尔哲学为顶点的近代哲学将理性绝对化所导致的种种片面性，并在此基础上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的界限。这种超越并不是简单否定理性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在人所经验到的现象世界领域、特别是实证科学领域，理性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只是认为在理性领域之外还存在着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存在领域，后者更具有始源性的意义，能对前者起支配作用。由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大都强调非理性的存在（如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克尔凯郭尔的孤独的个人）的能动作用和不受被绝对化的理性的制约，并由此强调了人的生活和行动的意义，他们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的独断论或怀疑论的界限。

因此，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不局限于认识论的个别环节，而扩及认识论转向以来的整个近代哲学研究领域，因而具有新的哲学转向的意义。但是，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尽管他们对传统形而上学和绝对理性主义的片面性的批判以及非理性领域的揭示都存在着某些合理性，但他们由此把非理性的领域绝对化和神秘化，由此走向了唯意志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19世纪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实现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哲学转型只能说是一种倾向性，而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2.19世纪德国的科学哲学思潮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例如，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细胞学说，以及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哲学家们对近代思辨形而上学越来越产生怀疑，对哲学的对象、任务、方法、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做出新的回答。这种情况使19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产生的那些哲学流派大都与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一定联系。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虽然强调哲学超越科学的界限，但并不笼统否定科学，他们肯定理性在科学领域的支配作用，而这必然导致在科学领域排斥思辨形而上学。企图在新的条件下复活形而上学的洛采等哲学家同样肯定自然科学在认识外部世界上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的形而上学由此与近代实体性的形而上学有着重要区别。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更是具有科学主义，或者说科学哲学的特征。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还有一些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往往援引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论证甚至构建其哲学理论的哲学流派。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海克尔、赫尔姆霍兹、奥斯特瓦尔德、马赫等一批思想家正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新的进展，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观点各异的哲学学说。这种立足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成果去反对脱离实际的思辨哲学和神学的倾向在当时的德国形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哲学思潮。从这一思潮的哲学家大都强调实证自然科学对哲学的规范作用来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科学主义思潮或者说科学哲学思潮，在这方面，它们与以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为突出特征的英法实证主义有着很大的类似。赫尔姆霍兹、奥斯特瓦尔德、马赫等人的哲学在西方各国往往被公认为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是实证主义的一种衍生形态。但他们往往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实在主义。他们的哲学的现代倾向及其局限性与整个实证主义传统的哲学家大体一致。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等人的哲学推崇实证自然科学，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只是有时把唯物主义庸俗化了，往往倒退到了纯粹的自然主义。海克尔的一元论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它同样具有自然主义的特色。这类实在主义和自然主义从其把自然科学当作哲学的基础说往往表现为科学主义。从他们停留于自然主义的角度说，他们的哲学大体上也仍然停留于近代哲学的范围。但是这些人大都反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其中毕希纳等人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学说和进化论等自然科学伟大发现的影响下肯定了自然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有所揭示。毕希纳甚至就此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物质与运动的论述表示赞同。这些又使他们的理论中融入了某些现代哲学的因素。

3.形而上学的复兴与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兴起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与非理性主义和科学哲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相关的流派占有突出地位。它们大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特征，特别是大都具有反对近代哲学中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是，从形而上学作为对世界的整体的探究，或者说作为世界观意义的哲学来说，任何哲学思潮和流派归根到底都难以超越形而上学。上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虽然超越了绝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但往往倒向意志主义等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的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流派在竭力批判绝对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时却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休谟的经验主义式或康德的先验主义式的形而上学。新康德主义中的先验逻辑学派、马赫主义和各种名目的实在主义派别大体上就是这样。事实上，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那些反形而上学的潮流中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倾向。不过，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不强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具有始源性意义的存在的实体性，或者说往往表现为非实体性的形而上学。

除了归根到底都保留着作为世界观的形而上学的上述类型的哲学派别外，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一直都有一些公开要求恢复和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他们与上面两种思潮既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又大都与绝对理性主义、宗教唯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保持某种联系。他们不是简单地要求复活传统形而上学，而往往试图对传统形而上学做出某些与当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与当代哲学发展的总的趋势相适应的改造。例如，将他们所构建的形而上学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例如，数学和物理领域或者生命科学领域）联系起来，在肯定这些科学部门的成就的同时，通过对它们做出某种特殊的反思和解释，使它们能与他们构建的形而上学相适应，作为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证，甚至利用这些科学来形成其形而上学理论。因此，要求恢复形而上学的思潮与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来改造或维护形而上学的思潮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而这正体现了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转型的性质。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公开要求恢复或重建形而上学的哲学派别中，以恢复康德的唯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这在中外哲学界几乎为人所共知。与早期新康德主义大致同时，并与新康德主义有一定联系的洛采哲学可谓是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中要求恢复形而上学倾向的典型形态。洛采不同意尼采等人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性派哲学的彻底摧毁，而企图将德国哲学中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与反对这一传统的赫尔巴特和费希纳等人的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机械论的自然观和目的论的宗教观统一的人格主义一元论体系。这个体系的突出特点正在其调和折中近现代哲学的不同倾向，对往后德国和英美哲学都有较大影响。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生命哲学思潮在德法等国盛行。这种思潮与当时西方各国与生命相关的科学（继生物学之后，当时生理学和心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但它们并未由此构建出一种科学哲学，而是利用有关生命的科学当时远不够成熟，特别是它们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别，来构建一种既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又超出数理等自然科学的界限的形而上学。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7—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从政治上做否定评价，我在《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中做了具体详细的阐述。载《学术月刊》，2002（8）；《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6）。

[4]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310—3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