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综述

1.德国是近现代哲学冲突的中心

在欧洲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德国哲学起了独特的作用。这是因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既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总结和发展，又包含了往后产生的大部分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甚至成了这些哲学流派得以产生的契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性地位的人物。他的“哥白尼变更”为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变更做出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最大和最后代表黑格尔的哲学集近代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各种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潮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和超越往往突出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集中地体现了西方近代唯心主义对能动性的发挥，后者与绝对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相冲突，而这一点后来被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所利用，促进了它们向现代哲学的转型。德国由此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冲突的重要中心，甚至是许多这类冲突的发源地。英、法、美等国近现代哲学的冲突的理论来源在许多情况下与德国哲学的发展状况直接或间接相关。正因为如此，德国作为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故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许多在对近代哲学的批判中产生的现代哲学流派的故乡。

2.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与德国理性主义的解体

1831年黑格尔逝世以前的19世纪上半期尚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盛期。黑格尔哲学由于集近代理性主义体系之大成并得到普鲁士官方的扶持而在德国哲学领域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黑格尔逝世以后，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发展，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显得突出。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取舍不同，黑格尔学派发生了分裂。其中右派（老年黑格尔派）维护普鲁士国家所代表的封建等级制度。他们往往利用和发挥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特别是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基督教神学统一起来。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属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对封建专制制度及作为其思想支柱的基督教采取批判态度。他们往往利用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积极方面，特别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主和能动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以人的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宇宙精神）当作哲学的出发点。如果说老年黑格尔派强调的是被当作宇宙精神化身的神，青年黑格尔派强调的则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体现者的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关于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的观点仍停留于唯心主义范围，但这毕竟使哲学由天国转向了人间，由基督教的天国中的上帝转向了尘世中的个人。这种转向的政治意义在于使哲学由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变成了论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手段，适应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成长的革命要求。其对哲学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哲学摆脱绝对理性的束缚，为面向具有丰富个性，特别是能动性的人开辟了道路。由于由绝对化的理性转向具有能动性的人是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一转变对于促进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具有反封建专制意义的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使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分子摆脱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转向了将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存在结合起来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尽管费尔巴哈本人由于脱离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未能使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新哲学，但他的哲学后来仍然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出发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建立他们的新哲学的重要理论中介。

理性主义当然是近代德国哲学中的重要传统，但并非唯一的传统。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等德国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张扬启蒙理性的同时大都又超越了纯粹理性的界限。康德明确地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并强调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为从哲学上超越纯粹理性的局限性而转向情感和意志等非理性的方面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前提。费希特和谢林发展了康德哲学的这种倾向。谢林后期的哲学就因为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发挥而一再被一些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现代哲学家所称道。与黑格尔大致同时代的叔本华更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主义哲学理论，自觉地将其与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其实，即使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生活内容，后者明显地超越了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的范围。德国哲学中这种超越纯粹理性范围而转向非理性领域的传统与理性主义的传统是同时存在的，当纯粹理性主义的传统的内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以致出现危机和困境的时候，这种超越理性主义的传统就会凸显出来。19世纪中期正是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传统遇到危机和困境的时期，非理性主义传统很自然地被拥向前台。

3.19世纪中后期德国的社会变更导致的哲学变更

如果说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还只是意味着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在理论层面上出现动摇的话，那么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则成了19世纪德国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1848年以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向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毕竟越来越有了革命的要求，对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启蒙思潮也抱有幻想。因此他们在哲学上并未笼统地排斥理性主义传统，对当时德国出现的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甚至还不屑一顾。黑格尔学派虽然分裂，但并未解体；无论是青年黑格尔派还是老年黑格尔派都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倾向。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不再有与封建专制制度决裂的勇气，而宁愿与其妥协，在其庇护下求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与之相勾结来共同对付当时已成长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内，他们对启蒙理性已完全失去信任。他们最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古典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由之失去社会基础，黑格尔学派此时不只是分裂，而且是进一步解体。从各种不同角度对黑格尔及古典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之风由之兴起，原来受到嘲弄的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倒是突然受到欢迎。由于体现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归根到底必然站在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黑格尔和其他西方古典哲学的批判不仅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批判迥然相异，而且往往根本对立。尽管他们的这些批判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这个历史大趋势，但这种适应必然同时存在着对这种历史趋势的扭曲，有时甚至是严重的扭曲。因此1848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哲学总的说来处于不景气、甚至混乱的状态之下。恩格斯说过：“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1]恩格斯的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德国哲学中原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失落状态。

以1871年普法战争为转折点，德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普鲁士在战争中的胜利促使它最终统一了德国，确立了容克地主统治下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极度地加剧了国内的阶级对抗，巴黎工人奋起进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巴黎公社还是被资产阶级很快镇压下去。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由此暂时进入低潮，而资本主义则进入了一个没有重大革命动**的“和平发展”时期。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各国资本主义经济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德国更是后来居上，成了一个可以向英法挑战的资本主义强国。这种历史条件使德国哲学在发展趋势上必然发生新的变更。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种消极悲观心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主动的扩张。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尚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倾向，但此时的非理性主义不再具有叔本华那种对生命和生存的消极悲观的气息，而更为倾向于强调生命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当时凸显的尼采哲学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早期非理性主义对非理性的解释的抽象性，纷纷开始从不同视角、特别是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对人的生存和价值做出较为具体的研究。这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的历史文化学派以及与生命哲学相关的一些哲学派别越来越明确地把历史文化等“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企图由此更为深刻地揭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4.自然科学的革命对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影响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德国的传播以及迈尔（Robert Mayer，1814—1878）等人对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表述和证实，从根本上动摇了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为集中表现的思辨形而上学的自然概念，关于自然的研究越来越从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科学，而这反过来对思辨形而上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哲学发展的方向。在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改造哲学成了当时德国哲学发展中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各种哲学流派都必须对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做出自己的解释，表明自己的态度；哲学中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也由此兴起，甚至还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科学哲学。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复活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和发展了英法实证主义思潮的马赫主义以及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学派。庸俗唯物主义简单地把精神和意识归结为物质的产物，看不到精神和意识的本质区别和能动作用。在这方面它们还不如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更不如同时代的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更不能相提并论。它们的理论本身在西方哲学发展上很难说有什么进步。但是，它们毕竟还是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曾经占据德国哲学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对促进在此以后的哲学发展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响以及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还是具有某些积极作用。其中毕希纳的思想中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符合现代哲学精神的辩证法因素。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派别，特别是马赫主义作为英法实证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已不满足于简单地把哲学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是适应自然科学的新变更，特别是物理学的变更而越来越使各派哲学摆脱传统的实体本体论，转向对自然事物的变化、发展、分化、变异、转化、生长和过程的强调。他们依然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但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的局限性，强调认识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和连续性，特别是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这些都意味着他们在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方向。

在谈论19世纪后期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时，还必须提及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有关生命的科学的兴起对哲学变更的促进。生命哲学思潮当时在德国的出现和发展正是这种影响的集中表现。

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哲学中，对实体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采取批判态度已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潮流，但也仍然有一些哲学家试图以新的形式（特别是轻实体、重过程的形式）重新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其中包括接近唯物主义的实在论体系，但更多的是唯心主义的体系。洛采的目的论和人格主义的唯心主义，新康德主义（特别是其历史文化学派）以及对20世纪哲学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生命哲学思潮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不过他们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有重要区别。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大都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理性主义，与当时出现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往往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总的说来，1871年以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是德国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获得迅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当时出现的众多哲学派别尽管存在种种片面性，但毕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前进的运动。

5.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德国哲学变更的评价

如何评价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国哲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一时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时期。由这一变革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革命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精神武器。这种斗争的需要使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必然采取针锋相对的批判态度。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这些哲学流派，特别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以及毕希纳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大都做了否定性的评价。但是，19世纪下半期西方各国，特别是德国资本主义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飞速发展，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不仅察觉到、而且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他们为此还明确指出应当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的同时在某些方面改变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这当然意味着对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也应重新进行评价。

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就已指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在道德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步。他说：“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2]道德与哲学密切相关，道德领域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哲学上的进步。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工作未来得及展开。[3]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对如何评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包括19世纪中期以来的德国哲学流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未能进行充分和深入讨论，简单否定的倾向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虽然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尝试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评价，但他们的工作在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未引起重视，甚至受到批判。只有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左”的思潮得到克服，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才重新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