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与他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他通过费尔巴哈的中介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和其他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以及对科学文化发展的总结，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一个包含了诸多方面的统一的发展过程。对这些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分别加以阐释，但必须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本节先阐释马克思怎样从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然后阐释他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主要阶段。

1.马克思怎样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关于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具体过程，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都有详细的阐释。我们在此将略去诸多细节，仅简单地提及三点。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活动初期属于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因省特里尔的一个上层社会家庭。其父是有名望的犹太律师，深受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具有近代自由主义倾向，并因此由信仰犹太教而皈依基督教。马克思少年时代就已受到其未来的岳父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关照。威斯特华伦思想开明，同情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就已显示出追求民主、自由和进步的品格。他像当时上层社会的子女一样享有受完全教育的机会，但他从做中学生时起就已树立起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崇高志向。从1835年起，马克思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求学，所学专业为法律，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哲学和历史，同时十分关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现实的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尚处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封建割据状态，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资产阶级逐渐壮大，与其接近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更表现出了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造，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和自由的新秩序。当时兴起的以文学变更为旗号的“青年德意志”运动和以哲学为旗号的“青年黑格尔”运动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他们的进步要求。马克思深受他们的吸引，成了他们之中的左翼激进分子。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正是由此形成的，但这种思想还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界限。

后来与马克思终生并肩作战的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在青年时代就已树立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但由于少年时代所受影响的复杂性，他在这方面的经历较为曲折。

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出生于莱因省巴门的一个纺织厂主家庭。其父在经营产业上精明能干，在宗教上却极为虔诚，在政治上也较保守，可说是当时成长中的德国资产阶级尚软弱的写照。但恩格斯的母亲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有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他的外祖父是语言学家。他们使恩格斯较早就受到人文主义熏陶。恩格斯在读中学时又受到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使他憎恶封建守旧势力，同情劳苦大众。由于受父亲强制，恩格斯中学未毕业就步入商界。但他无心于商，却潜心自学历史、文学、哲学等各门学科，接近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运动，政治上倾向革命民主主义。他虽然出身于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却对宗教信仰采取了否定态度。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期在哲学上尚未摆脱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倡导理性，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始源性，肯定人的自由和能动性。他们当时参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以及所写的论著都显示出了这种倾向。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动的初期，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各个阶层与封建守旧势力的矛盾日益加剧。由于当时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斗争往往间接地表现为宗教斗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1831），黑格尔学派分解为左右两个主要派别。右派为“老年黑格尔派”，主张保守的宗教理论，要求哲学服从宗教，企图对黑格尔哲学做出符合神学的解释，在政治上向封建王权妥协，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派为“青年黑格尔派”，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宗教采取批判态度。例如，以写作《耶稣传》（1835）出名的施特劳斯认为福音故事并非真实的基督福音，而无非是神话创作，是早期教会团体的集体的无意识创造。该派另两个代表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在批判基督教上表现得更为激进。鲍威尔认为福音故事并无历史的真实性，而是个别作者的有意杜撰。基督教并无上帝来支撑，而不过是普遍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他由此接近无神论。施蒂纳在出版他的名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以前就明确提出作为自我的个人是唯一的存在者，包括上帝和世界在内的一切精神和物质事物都相对于人而存在，都是人本身的存在的异化。人对上帝的崇拜意味着人成了其本身的异化物的囚徒。

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们各人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有的人后期向贵族妥协。但从整体上说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倡导人的自由和进步。有的人在这方面表现得还很激进，甚至试图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反对传统宗教的斗争使他们中的激进分子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进行了坚定的批判，并在利用黑格尔体系的某些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比18世纪唯物主义更为进步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与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马克思在哲学上最初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并用这种唯心主义来研究他所喜好的文学和他所学的专业法学。结果大失所望，因为康德和费希特将“应有”和“现有”、“自我”和“非我”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只强调“应有”和“自我”，贬低“现有”和“非我”，必然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忽视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与马克思所追求的目标完全相悖。马克思认为，“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16]。他于是由康德和费希特转向强调普遍理性的辩证法的黑格尔。他大量阅读了黑格尔及其学派的著作，并于1837结识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参加了他们的核心组织“博士俱乐部”，甚至还成了其领袖人物之一。恩格斯尽管经商，但一直与学界有密切交往。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之批判宗教神学印象深刻，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正是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他深入研究黑格尔，为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所吸引。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没有停留于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后来通过接受而又超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走上了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崭新的道路。但是在他们的思想发展的初期的论著中，虽然隐含了后来所明确提出和发展的哲学革命思想的萌芽，所遵循的哲学路线基本上还是具有青年黑格尔派特色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的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的《博士论文》（1841）是他的哲学思想转向中的重要阶段之一，其中肯定通过改造环境来实现人的自由，肯定自我意识和现实的相互作用，肯定辩证法的革命精神，都远远超越当时其他人的思想界限，但这篇论文毕竟仍是按照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调写出的。

第三，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的兴起是马克思超越革命民主主义及作为其世界观的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及作为其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的现实基础。

革命民主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特别是作为其发展形态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通向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桥梁。没有这道桥梁，作为出身上层社会家庭、生活于由封建保守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德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可能直接走向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但是，如果不参加现实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如果不转向由这种斗争激发的工人运动，即使有了这道桥梁，还是不可能通向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而只能停留于这道桥梁之上，甚至还可能后退。青年黑格尔派的众多精英分子中有的人后来就倒退了。费尔巴哈虽然因提出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而比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有所进步，但由于他脱离实践，远离工人运动，仍然无法再前进下一步，做到面向实践、面向现实、面向对旧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费尔巴哈正是由于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就只能停留于革命民主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他虽然也同情工人阶级，但不能因此有所作为，停留于抽象的同情。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17]正因为费尔巴哈“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他自然就不可能去参与现实的社会斗争，特别是不可能投入工人运动。这样，他“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不可能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不是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活动，而是投入到了当时的德国以及欧洲的现实的社会斗争中。他们不仅投入到了工人运动的队伍，同工人阶级一起奋斗，而且凭借他们个人的天才条件和原来作为有产阶级成员所能获得的科学文化和理论素养，力图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制定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指出正确的方向。与费尔巴哈等人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们认识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8]。他们的理论不仅是立足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而且也通过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他们的共产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理论正是由此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也正是这样而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

为什么出身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成为与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呢？这当然与他们个人的特质有关，但这些特质之所以能够发挥出来，又是由现实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等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是激烈，产业革命越是发展，还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其他各种冲突，使一些非无产阶级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19]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作为“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这一水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的。

2.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过程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与上面谈到的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他对以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科学文化发展的总结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完成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理论的批判继承之日，正是他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之时。这一过程包括酝酿和开始、初步形成到基本完成等主要阶段。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酝酿阶段大体上就是上面所说的思想准备阶段，也可包括从他在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下抛弃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整个阶段。哲学界一般把马克思1842年4月为德国科伦的《莱因报》撰稿、10月成为《莱因报》主编到1843年春因《莱因报》被封闭而离开这段时期（即所谓“《莱因报》时期”）当作其哲学变革的酝酿期。这正是他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而转向费尔巴哈的时期。他认为只有通过费尔巴哈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才能走向新的、科学的革命世界观。他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你们只能通过火流[20]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这才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21]但即使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就已存在着重要差别，这主要在于费尔巴哈在强调要回到人与自然时没有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回到现实生活，而马克思则已开始试图把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的批判与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尽管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这种联系还只是限于政治和法律方面，没有涉及物质经济基础，离唯物史观尚远，但这毕竟为他进一步把哲学与现实生活和实践联系起来开辟了道路。

1844年年初马克思在巴黎与卢格等人创办了《德法年鉴》，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名论文。哲学界大都认为它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上已开始进行变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从哲学上阐述了人的解放不能局限于宗教信仰上的解放，而是包括政治解放在内的现实（世俗）生活的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人的解放的客观和实践的意义。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本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废除私有制、消灭一切奴役制、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并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实现这种使命的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种使命，必须建立和运用自己的哲学。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3]这表明马克思已开始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如果说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还只是开始，那么在此之后不久在巴黎期间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亦称《巴黎手稿》，1932年出版）以及1844年8月在巴黎与恩格斯会见后两人第一次合作撰写、1845年年初发表的《神圣家族》则标志着这一变革初步形成。两书都初步阐释了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核心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巴黎手稿》之所以标志着马克思初步实现其哲学变革，是因为他在此已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即现实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批判，把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结合起来，把对新哲学的研究与对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的研究结合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本书中提出和论证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这一理论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唯心主义的批判，把人的被异化为神的本质还原为人的类本质；并且进一步揭示了人的劳动的自我异化是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等的对立的根源，也是私有制等人类社会的各种对立的根源，而“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4]。这一理论又接受了黑格尔异化理论中肯定能动性的辩证法思想，把人的类本质由费尔巴哈主张的类意识改变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劳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活动。”[25]这标志着马克思不仅超越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提法的抽象性，而且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作为人的生存本质的作用，这为马克思后来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在本书中力图既超越费尔巴哈所批判的黑格尔的抽象的王国，又超越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而转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过明确的揭示。在指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后，恩格斯接着说：“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6]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圣家族》中，为了从抽象的王国通向现实的人，马克思还援引了法国唯物主义，力图从其对具体的个人的自然特性的论述中引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结论。他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27]

无论是费尔巴哈关于的人的类本质的学说，还是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特性的学说，都还有明显的抽象性，以之为出发点都不能真正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真实意义。《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虽然对唯物史观做了阐释，但这种阐释只是初步的。为了对此做出较为明确的阐释，基本上完成哲学上的变革，马克思还必须再进一步，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走到了这一步。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唯物史观做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其中最突出的是明确地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存在的社会性以及人的实践在认识和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这方面的观点进一步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这两个文献的完成（尽管当时都没有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基本实现。这一点在哲学界似乎已有共识。大家在探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时，对这两部书也引述最多，我们在下一节中还将涉及。为避免重复，这里就不展开了。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从基本实现到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世界观正式宣告建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1847年为批判普鲁东的所谓“经济学形而上学”而写的，它以论战的形式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唯物史观做了阐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共同撰写的（1848年2月发表），它具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的意义。由于本章只是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形成，我们在此就都不专门介绍了。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苏联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已做过相当详尽、具体的论述。这些论述大都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特别是基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的研究。尽管他们由于受到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某些理论观点存在着片面性，但他们对具体的历史过程的阐释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最近20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克服了以往各种“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的影响，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对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过程做了大量新的探索，获得了更为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我上面的概述参考了哲学界专家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