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正确理解这一变革的意义，包括其本身的含义以及它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这方面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在经过多年的讨论后，哲学界对它们大都已有共识，加上我们在上两节中也都已经涉及，对它们我倒反而觉得可以不必过多展开谈论了。在这一节中，只打算简单提及一些较重要的问题，并有选择地对可能存在异议的地方表示一些意见。

1.马克思的哲学的名称

关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基本含义，从其社会和阶级基础来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肯定它是马克思适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其所制定的革命世界观，属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其理论形态来说，大家都肯定，它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的辩证法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以及其他优秀哲学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而建立的一种崭新的哲学。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明确宣布过。凡是承认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此都不会表示异议。正因为这一点为众所公认，大家在这方面的具体讨论也不是很多。但是，关于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形态究竟是什么？就是说，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的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哲学？大家的理解就可能有所不同。

为了与传统哲学、特别是与旧唯物主义区分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的新哲学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普列汉诺夫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概括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这个概念为列宁所接受，并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论著中做了高度肯定。其后一些苏联哲学家又纷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很多论证，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后者的主要内容的理论框架。接着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4章2节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权威性，几乎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同义，从而具有排他的地位。应当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由于能较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它的提出和被采用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传播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大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但是，对于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们也可以做出不同解释。当着人们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它、并企图为它制定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时，或者说当着人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为近代哲学家所追求的那种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时，他们往往就可能开始偏离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左”和右的思潮虽然都声称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他们的理论观点实际上都偏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因此人们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由他们是否表示赞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来判断。近些年来在学术讨论中有的专家主张在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使用的“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然而这些名称本身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无原则区别，人们对它们也可以有不同解释。因此，最重要的并非使用哪一个名称，而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通过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所建立起来的新哲学的根本意义。

2.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根本观点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并坚持的。问题是怎样正确认识这一变革的含义，为此就应当了解这一变革的根本之点。从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一变革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和理论背景以及变革的过程都可看出，这一变革的根本之点在于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引入哲学，并当作哲学的根本观点。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为革命无产阶级提供精神武器，用来指导无产阶级进行反对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现实斗争。为此它必须摆脱一切独断论和怀疑论的界限，把实践作为中心环节来将认识和行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作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马克思在哲学上也必须在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扬弃费尔巴哈，这也只有将社会实践的范畴当作整个哲学的基本范畴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过程也正是他把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之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8]标志着他的哲学变革基本完成，他所说的“改变世界”的观点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来说，不管是叫它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最重要的特征都在于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并由此超越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来都无法真正超越的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绝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的界限，而这种统一和超越只有在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与人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生活和实践联系起来。这一点，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中就可看出。其中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9]

马克思在此指出，以往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不是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去看事物、现实，这明白无误地证明他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从感性、实践的观点去看事物。他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不是离开实践的纯粹的、自在的物（自然），而是与物发生关系的人的现实的实践。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但这条原则得以确立又必以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为前提和中介。因为不与人发生关系的纯粹的、自在的物本身不可能与意识、精神发生关系，当然也谈不上存在对意识、精神的先在性的问题。马克思就此指出：“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30]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再明确地指出，他不赞成那种脱离人的实践的纯粹自然主义的、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后者实际上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反而会落入唯灵论等形式的唯心主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说：“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31]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原因时也指出，正是由于法国唯物主义之停留于自然主义水平。总之，不是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区别的根本之点。相对于旧唯物主义之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与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也与以往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的辩证法因素不同。这种不同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客观的实践来理解辩证法的，因而既能揭示主观的辩证法，又能揭示客观的辩证法，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辩证法的揭示与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物质的客观性和先在性的揭示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他的唯物主义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阐释的辩证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丰富性和系统性，并因此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肯定。但由于他们“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会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和揭示辩证法，因而他们的辩证法必然带有浓厚的思辨性，无法达到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无法使辩证法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尽管能胜过旧唯物主义而发展了辩证法这个能动的方面，但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至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由于他们不是从社会化的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去看物质世界，自然无法理解和揭示物质世界的辩证法的意义。尽管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可能包含某些辩证法的因素，它们也只能是直观的、素朴的（如早期希腊哲学家）或者思辨的（如斯宾诺莎）、抽象的（如费尔巴哈），最后必然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取代。

总之，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不管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用其他名称来指称马克思哲学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否则都会划不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等人的辩证法的界限，都会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义，偏离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

值得提及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对社会化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体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意味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与马克思大致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在以他们特有的方式、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致力于实现这种转型。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比任何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更为明确、深刻地揭示了这种趋势，更为全面、彻底地实现了这种转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近些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已做过较多论证，此处从略。

3.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核心内容

现实生活和实践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永无止息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时间性和历史性是它的根本特征。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其根本观点蕴含着他所建立的新哲学必然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或者说以时间性和历史性为根本特征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当恩格斯谈到马克思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2]来超越费尔巴哈而建立新哲学时，他指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核心内容。

关于马克思如何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巴黎手稿》中对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分析开始，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进一步论证，发展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过程，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著做过非常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个人在这方面并无独到的研究，不拟在此重复这些论证。我试图做出的补充只是：从把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为参照系来看，同样可以发觉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应当具有核心地位。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方面（也可以是重要成果）之一是它企图扭转由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意识（观念、精神）出发去构建无所不包的关于世界图景的完整体系的潮流，这也就是促使哲学研究超越作为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的近代哲学的视野，而转向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就哲学所研究的存在的意义而言，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把存在当作实体、基础、本质转向当作活动、趋势和过程。后者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特征。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各派哲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征。在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过程哲学等流派那里，这方面的特征就非常明显。例如，柏格森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生命之流（生命冲动），后者不是实体，而是过程，是时间的绵延；而过程、绵延也正是真实的历史性的体现。怀特海、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伽达默尔等人同样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强调时间性和历史性是一切真实存在的根本属性。孔德的实证主义具有较多的传统体系哲学的特点，但他同样企图用人类精神（智力）的历史发展来作为建立他的实证哲学的理论支柱。从批判理性主义以降的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更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历史主义特征。但是，所有这些西方思潮对过程、时间性和历史性等的强调往往偏离了唯物主义基础，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脱离了作为人的一切实践的基础，甚至使人得以作为人存在、使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生产劳动，因而实际上不可能深刻地揭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的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真相。他们有关这方面的理论都有很大片面性和局限性，最后必然转向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之具有本质区别，主要就因为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处于一定历史时代中的、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具体的联系。所以他说，“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34]。当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论“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时，其所指正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的人的活动。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特别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使他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正确地认识和解释人与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重新正确认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适用于解释社会历史，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但是既然马克思正是由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而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只是社会历史观，而是他的全部哲学的核心内容。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由于受到一种权威观点的影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种观点近年来受到一些人士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上首先提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因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作为关于世界观、本体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和唯心主义（如黑格尔）的根本之点，就在于它既不是以抽象的物质，也不是以抽象的精神为出发点，而是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的人的实践为出发点。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的关系，而是社会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的关系。换言之，人被社会化、自然被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以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这些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怎样的核心地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的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来说，二者作为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理论是相互包容的，既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又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可以纳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4.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及其与体系哲学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这意味着它必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它又是在反对以思辨形而上学、独断论以及所谓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等为特征的近代体系哲学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与后者有着根本区别。

体系与体系哲学是两个不同概念。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都必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或者说至少是要有条理），否则持这种思想、理论等的人就无法明确说出它，其他人更无从理解它，从哲学上说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至于体系哲学，通常是指那种将哲学的理论体系僵化、教条化和绝对化的哲学。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那些具有思辨形而上学等特征的哲学大都具有这种倾向。

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突出特征是试图从与客体绝对分离的主体、即主观意识或者作为其普遍化和绝对化形态的理性概念（表现在唯心主义者，特别是理性派形而上学家那里）出发，或者从与主体完全分离的抽象的物质（客体）出发（表现在抽象的、或者说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者那里），去构造关于整个宇宙的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这类哲学由此被称为体系哲学。由于它们被宣称为体现了一切存在的本质和知识的基础，因而被认为是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又由于它们声称对一切知识和科学具有始源意义和支配地位，因而往往被当作“科学的科学”。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西方近代哲学在其发展的早期，由于强调理性（及与之相关的科学）和人的现实生活，反对基督教信仰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独断论，对当时的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是到后来，由于许多近代哲学家越来越企图建立严密完整的哲学体系，他们的哲学理论才越来越被绝对化和僵化，演变成了与它们原来所反对的经院哲学类似的体系哲学，从而越来越与西方现实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实际脱节，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脱节；它们不仅不能缓解，反而往往加剧了当时西方各国的社会危机，这使它们本身也越来越陷入困境。于是，即使在资产阶级哲学界内部，它们也越来越受到尖锐的批判。19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以“拒斥形而上学”为旗号，“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以改造或重建形而上学为旗号，都竭力反对近代体系哲学倾向。他们的这种拒斥、改造和重建都标榜要改变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改变往往具有各种片面性，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重新以与科学或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来取代与之相反的体系哲学，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在要求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或者说反体系哲学）上，马克思与上述要求“拒斥”、“改造”或“重建”形而上学的思潮既有根本性的区别，但又有某些共同之处。一些西方哲学流派在“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口号下不仅取消哲学对世界观、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而且也取消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甚至对哲学本身也采取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也就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哲学。与此不同，马克思不仅没有忽视，更没有反对对世界观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反而高度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他的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确立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但是，与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相仿，马克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反作为体系哲学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的性质。马克思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与这样的形而上学决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最有代表性的批判论著中直接批判的虽然主要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人的理论，但这些人在哲学上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从绝对、自我意识或抽象的人出发建构思想体系）也正是许多近代哲学家的共同问题。因此他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全部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正因为如此，当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传统形而上学做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并由此出发来建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理论时，他主要是为它提出了一系列纲领性的原则，而并未去建立全面完整的新的哲学体系。这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黑格尔等人由于体系的需要而去杜撰某种脱离现实的理论的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倾向，使他的哲学始终充满了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气息。这不意味着马克思不重视对于世界观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如上所说，他的哲学的根本使命就是为革命无产阶级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在于：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不是近代体系哲学家那种被绝对化和僵化了的无所不包的思辨体系，而是处于不断发展中、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连的体系。马克思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世界观和本体论问题的研究的方向。例如，他所关注的世界不是旧唯物主义者所关注的那种抽象的自然界，而是与人类社会，或者说社会化的人发生关系的自然界，也就是社会化了的，或者说展现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有历史性的自然界。在马克思那里，世界观、自然观和历史观是统一的。

马克思曾经计划写一部系统地阐述他的哲学理论的著作，但他后来并未写。这似乎不能完全归结为他与恩格斯的分工，更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他忙于其他工作而未来得及写。为革命无产阶级制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了。马克思不可能放下最要紧的工作而去从事相对次要的工作。实际情况只能是：马克思后来所写的其他许多著作已经充分阐释了他要阐释的哲学原则。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直接形态上是一部划时代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但它同时实际上又是一部最具现实生活和实践特征、最具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哲学经典著作。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并不试图去全面具体地描绘无所不包的世界观的图景，不试图构建严密完整的哲学体系，而是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牵涉的现实的世界。因此，当他提出了那些革命性的新的哲学原则以后，他的工作方向就是转向研究当时的现实社会，特别是转向研究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在那个社会中存在和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更不是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重要性和意义，而只是不赞成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严密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因为这样的体系容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化、僵固化、教条化，其后果可能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体系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8—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列宁选集》第2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1—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同上书，222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9]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0] 同上书，118页。

[11] 同上书，116页。

[12] 同上书，184页。

[1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4] 同上书，181页。

[15] 同上书，16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同上书，282页。

[20] 费尔巴哈的德文Feuerbach的双关词义为“火流”。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 同上书，46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同上书，9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同上书，5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同上书，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