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在上一章中阐释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共同背景。我们曾提出，作为在同一历史时代产生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和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无论从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方面说都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重要的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同时又肯定，这两种哲学分属革命无产阶级和失去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二者必然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同样的历史时代和理论背景在某些方面对二者必然具有不同的意义。关于二者在这方面的共同之处，我们在第一章中已有较多阐释。为了更具体地理解革命变更的独特意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阐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的特殊的依存关系。

1.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

马克思的哲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其产生必然以无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的阶级、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从而能够形成革命世界观为根本条件。因此，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最为关键的是全面理解无产阶级怎样发展成为一个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使命的革命阶级。

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而存在的。从资产阶级由一般的市民等级发展成为一个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剥削阶级时起，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就已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1]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与此相适应，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无产者作为个别的工人、或者某一工厂和某一地区的工人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时，他们实际上还未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2]。尽管当时无产阶级已是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但是他们自己还未能联合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被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封建专制等资产阶级的敌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还只是充当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而尚未发展成为以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使命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他们当然还不可能形成革命的世界观，更不可能产生体现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无产阶级之所以发展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的自为的阶级，既要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又要有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条件。

所谓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是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已不再需要利用无产阶级作为同盟军去反对封建势力，而仅仅把他们当作创造为自己所攫取的物质财富的工具，也就是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的工具。为了使经济上的剥削得以顺利进行，他们还需要从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无产阶级的阶级醒觉，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地位和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英法德等国先后进行资产阶级的革命、各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成了统治阶级以后，那里的社会阶级斗争主要地都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尽管还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但又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例如，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宪章运动、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的工人起义中，无产阶级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治要求，发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呼声，并为此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走向成为自觉的革命阶级的重要标志。

所谓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条件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后产业革命在西方各国的普遍兴起以及与之相随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正是产业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开辟了以工厂制度为主的机器大工业的时代。后者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使它在不到一百年内创造出的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时代的总和。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这些财富却大都被资产阶级占为己有，而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工人却反而受到这些财富的制约。他们的劳动被异化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还应当看到，产业革命所导致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不仅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使他们越来越超出了仅仅作为个人的地位，使他们越来越在共同的阶级地位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共同要求下联合起来，这使以往那种个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形成独立的、自为的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确立、资产阶级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就无法推动产业革命，无法使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产业革命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就难以巩固，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资产阶级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空前加剧，而这在同样程度上促进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促进了他们的阶级觉醒，并由此形成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的革命世界观。

无产阶级为了建立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世界观，除了要有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生存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深刻认识外，还要有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由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打破了以往一直存在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社会和历史视野，而这为无产阶级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产业革命的开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发展既是统一的，又存在某些不平衡性。就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来说，英国开始最早，法国紧随其后，德国则明显滞后。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也已开始了产业革命，但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直至1848年才在工人运动的强大推动下发动了以妥协投降为结局的政治革命。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形成鲜明对照，德国无产阶级成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德国也由此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无产阶级能最早形成革命的世界观。作为这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以德国为故乡。

2.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与费尔巴哈的中介作用

德国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除了上述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外，还有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本身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其思想内容必然以体现这种革命世界观，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为根本取向。而为了使这种取向具有科学的理论形态，既能全面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又能深刻地体现西方、甚至整个人类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外，还必须批判地继承以往哲学发展的全部丰富的遗产。由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19世纪德国哲学集近代西方哲学之大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准备了充分的理论前提。列宁在他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3]列宁所说的哲学上的“伟大代表”指的正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事实上，列宁在上文中对马克思怎样批判地继承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做了精辟的分析。由于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就不在此更多引述了。

列宁所讲的三个来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三个主要的来源。但也应当看到，主要来源并不是全部来源。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其他许多来源，甚至是相当重要的来源。马克思在哲学上就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哲学的全部最优秀的成果。例如，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已揭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学说的深刻意义。后来他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优缺点做了精辟的分析，对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卢梭关于平等和自由等激进的政治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应当提到，马克思对梯叶利、基佐、米涅等法国“复辟时期”（1815—1830）的一批历史学家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和对人民群众的作用的强调以及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等学说都做了充分的肯定。此外，马克思还深深受到欧洲古典文艺思潮，特别是法德启蒙思想家和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感染。还应当提到，马克思后期对美洲的关注，对东方社会的深刻研究更表明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欧洲的界限。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我国学者撰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著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都做了相当具体的阐释。我没有新的具体补充，也不想过多重复大家都讲过的那些话。下面只拟结合学习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就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理论来源的中介作用表示一些想法。这部分是考虑到我国哲学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评价似乎还存在一定分歧。

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思想准备来说，他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重要环节。在此以前，马克思接受过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但当时他尚未明确揭示他们在肯定主体的能动性上的合理性，他们的理论对他也未立即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青年黑格尔派则在如下两点上当时就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一是割断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与宗教神学的联系，由此使理性从天国转向人间；二是强调了作为普遍理性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由此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能动作用的强调。这两点对马克思后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显然起了促进作用。

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唯心主义却又是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障碍，而这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为费尔巴哈排除了。恩格斯指出：“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4]这种返回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费尔巴哈。恩格斯后来谈道，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根本性的转折期，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5]。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走向费尔巴哈，可以说是他们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肯定费尔巴哈，直接原因是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抛在一边，“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6]。恩格斯和列宁对此都做过明确的论述，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也是这样阐释的。我对此毫无异议。但我体会到，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都认为费尔巴哈不只是简单恢复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而是在吸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吸取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教训的基础上而恢复唯物主义的。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7]

列宁说，“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是指马克思并未停留于肯定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明确肯定的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如果马克思只是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那难以谈得上“把哲学向前推进”。列宁在此所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并指出“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这意味着没有黑格尔体系的丰富成果，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产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反过来说，如果费尔巴哈没有吸取法国唯物主义被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战胜的教训，他不可能真正驳倒黑格尔，不可能“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因此，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的作用，在于费尔巴哈不只是重新肯定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是在吸取18世纪唯物主义被黑格尔的辩证法驳倒的教训的基础上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尽管费尔巴哈未能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但他毕竟超越了18世纪的停留于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后者的根本缺陷在于使唯物主义完全脱离现实的人的存在（生成）及其活动（实践），使唯物主义抽象化了，使它必然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体系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其中关于发展和变化的辩证法的成分。他用人本主义取代自然主义，实际上已蕴含着承认人的生存和实践对于肯定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一点从其代表作《未来哲学原理》的“引言”就可看出。其中明确提道：“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8]费尔巴哈在此所主张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境界”、“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都蕴含着自然界的人化意义，与被马克思形容为“敌视人”的机械唯物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显然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较具体地分析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取向，可以更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费尔巴哈原来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粹自我意识的始源性的唯心主义并与之决裂时，保留了其中对主体的能动性的肯定。他不是笼统地否定自我意识以及一般理性，包括黑格尔的理性的存在的合理性，而只是要求将自我意识、理性归属于以自然为根据、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也就是把自我意识、理性归结为人的存在的属性。在他看来，“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自我意识”[9]。“只有人才是费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茨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10]这意味着只要不离开人的存在而是归属于人的存在，那费希特的“自我”、莱布尼茨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具有的那种能动性，就都是可以肯定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费尔巴哈克服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而转向唯物主义时，他不是简单地返回到那种仅仅肯定自然界的首要性而忽视其与人的联系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与费尔巴哈同时代的德国庸俗唯物主义都属于这种唯物主义）。为了与他们划清界限，费尔巴哈甚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而把他的哲学叫作人本学。这固然反映出他没有看到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其纯粹自然主义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区别，但这毕竟体现了他既企图克服唯心主义、又企图与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的基本哲学倾向。费尔巴哈明确肯定作为其哲学核心的人的存在以自然为基础，认为“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自然是人的根据”[11]。他将人作为哲学的核心蕴含着肯定自然的实在性。所以他说“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12]。这无疑意味着他肯定了自然界作为一切存在的基础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但费尔巴哈同时又肯定人具有自我意识等超越单纯的自然属性的精神属性，后者意味着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存在。人是自然（物质、肉体）和精神的统一，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政治的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的（并非想象中的）绝对同一”[13]。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也只有在人所实现的统一中才有现实意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14]换言之，只有人这种同时具有物质和精神属性的存在才能将它们统一起来，并使它们具有现实意义。“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15]如果脱离了与人的存在的联系，无论是物质世界、自然界还是意识和精神世界，都只能是抽象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存在。

费尔巴哈这种把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通过人、或者说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来统一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对立的观点，显然超越了近代哲学中把二者割裂开来、并各执一端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他的这种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在上面做了较多论述的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使哲学由脱离了人的纯粹的、实体性的自然或精神转向处于活动和过程中的人。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处于向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哲学家。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脱离黑格尔学派以后，不是去简单恢复法国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而是倒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顶点的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思想的批判继承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等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是一个内在地统一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实现他的哲学变革的中介和桥梁。

马克思走向费尔巴哈意味着他已为进一步进行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但为了在这种准备的基础上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他们必须克服费尔巴哈由于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必然存在的严重的局限性，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建立与无产阶级的现实革命运动相统一的新的哲学理论。这一过程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