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弗罗洛夫 贾泽林等 译

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和基本思想[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目的：实现人类解放

马克思（1818—1883年）在恩格斯（1820—1895年）参与下创立的哲学，是对上自古希腊下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哲学思想先哲们的许多杰出成果的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曾不止一次指出，费尔巴哈，特别是黑格尔，对他们的哲学观点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然而，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又根本不同于传统的理论、体系和学说。这个差别就是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政治经济方面和科学—社会方面在内容上最密切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方面的相互印证和普遍性基本上可以说明，为什么该学说在19至20世纪急剧变化的世界中，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和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是研究和从理论上论证被奴役的人类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证明，消灭一切奴役制度，消灭人的屈辱、异化和不自由，是不可避免的。哲学通过探讨、分析和研究人类普遍的实践经验和人类普遍的精神经验这两个方面，而使历史进程的这个最崇高的目的得以实现。或者，正如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谈到的下述思想：哲学研究是在从世界历史角度解释现实的水平上开始的。这种观点必然十分概括，十分抽象，而且绝非始终都和当下的实践任务有关。

对根本性的经典问题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本质。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人对世界和世界对人的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整个人的本性（或本质）而集中起来的。任何一种哲学的世界观“内核”都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系列更加具体性质的观念（关于历史的规律、关于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等），都要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基础。而上述具体观念已经和经济学、历史科学，和政治、社会生活及文化中的实践行动纲领的制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看，从哲学上解决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并已消除了教条主义的和庸俗化的杂质和解释的最重大的世界观问题，将具有以往的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重大意义和积极作用。与此有关的是，曾被马克思称作“世界历史”任务，而今天则被称作全人类的、全世界范围的或全球性的任务，还刚刚被提到历史进程的首要地位（遗憾的是，即使如此，这些任务也多是以自我毁灭的威胁和危险的形式，即以“恶”的形式提出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宗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要解决真正的全人类的任务和世界历史任务。

早在创作活动一开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不久），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他的使命是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2]的利益。哲学应当服务于这个目的。作为黑格尔的信徒，马克思当时接受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许多观点，其中包括关于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观点。哲学——“自己时代的精神精华”——的使命是：将智慧和理性带给社会，以此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传统的哲学活动形式——大学的教学活动和撰写学术论文——不能使马克思感到满意。他决定从事哲学政论的写作工作。在《莱茵报》的短期工作（1842—1843年）——论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的文章、论等级选派代表制、论对农村贫民的压迫、论摩塞尔河谷农民的贫困状况和论官吏们的官僚政治等文章——使他遭致政府的迫害。马克思被迫放弃编辑职位，放弃在德国受检查的报刊里工作的希望。

马克思认为，他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做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的。他开始明白了，第一，国家（用黑格尔的话说，国家是理性的体现）为“享有特权的阶层的”利益所左右，绝没有心思认真听取哲学批判分析的呼声。第二，马克思得出结论，研究实际问题的水平本身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些问题的深刻原因和根源搁在一边，而马克思已经看到，这些根源在于人们的物质关系和经济关系。光有哲学分析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第三，社会对《莱茵报》上发表的东西的反响，当然是非常有限的。

马克思后来的想法，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就在那时，即在40年代初，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马克思的同事和某种程度上的志同道合者们）开始积极反对一切宗教，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新教。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实行重大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对无神论的宣传、对早期基督教史的研究、对宗教秘密和奇迹的揭露和关于基督的争论。然而，上述期望久久不能实现，时间逝去，而社会上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哲学启蒙运动在反对“麻醉人民的鸦片”上显得软弱无力；不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全都依然故我。某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如Б.鲍威尔）试图把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民众”的因循守旧、保守和愚昧无知。

马克思的探索则转向了另一个方面。从1842年起，他就开始研究对德国来说是新的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解法国和英国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分析德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首批发表的意见。在移居巴黎（1853年）后，马克思与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为什么马克思成了共产主义者？是什么东西把他这个来自另一种社会环境的人、一个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吸引到了无产者即教育和文化水平极低的人们一边的？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状况，从来没有熟视无睹。回忆一下他对来自50年代移民圈子的“蠢货们”的著名驳斥，也就够了。他们曾经问道，既然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那么是谁给他权利代表无产者讲话。马克思回答说，这个权利是他自己取得的，统治阶级对他怀有的极大仇恨就是证明。“我从不奉承无产阶级”这句自豪的话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跻身无产阶级运动并非出于**或是贪图什么，而是出于对历史进程和自身的历史作用的深刻理解。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一个负有摧毁现存世界秩序使命的特殊阶级。无产者们为过于繁重的劳动、贫困、疾病和犯罪率上升所苦。正如后来恩格斯指出的，犯罪率上升是大工业发展和城市增多的必然结果。同上述状况作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使命；消灭私有制则是通向解放之路。无产者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还要消灭对其他社会集团的压迫。因此，马克思把无产阶级视为哲学与之联盟即可完成自己使命的一种实践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3]（后面这句关于“德国人”的话，其含义是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一文中（这个提法即出自该文），马克思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德国那种条件。）

马克思高度评价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方案，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方案的理论弱点，有时甚至看出了它们理论上的贫乏。乌托邦的作者们对未来面貌的描述，掺杂不少幻想的东西；这些描述缺乏严肃的历史根据，包含有古代基督教的宗教因素。这就阻碍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传播。因此，必须对共产主义的含义进行哲学论证。

为此目的，马克思最初（即在1843至1844年）认为，40年代德国哲学泰斗费尔巴哈的思想是适用的。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探索来说，费尔巴哈思想的意义在于，除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以外，费尔巴哈还把人道主义（人是最高价值）传统，同从无神论角度对宗教幻想的否定、同给人的感情因素恢复名誉、同关于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的关系人道化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在40年代的德国，许多人都把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哲学”，当成是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的基础。关于人的解放和关于人实现其自然能力（“类本质”）的思想，看起来好像是革命的，而且没给现存的社会污垢、“恶”、人们的不幸和屈辱留下任何开脱的余地。1844年夏，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谈了对他的后期著作的一般评价：“在这些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4]换言之，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对人和人们之间关系的解释，看成是对社会主义者们（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布朗等）当作自己理想的那个社会的哲学描述。

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同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分析结合起来，这就是1844年马克思为使哲学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所选择的道路。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一研究纲领却大大地扩展了。1844年前已经独立地接受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同时又对费尔巴哈哲学感兴趣的年轻的恩格斯的影响是其动因。然而，和马克思不同的是，1842至1844年生活在英国的恩格斯，已经十分熟悉有组织的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熟悉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最重要的是熟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伟人的政治经济学。在《德法年鉴》杂志上，和马克思的文章一起刊登了恩格斯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作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利益捍卫者的立场批判了这门科学。对马克思来说，这篇篇幅不大的文章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他认为，掌握这门知识对创立新的世界观是十分必要的。

于是，马克思在1844年的创作中，就把几个对创立统一的和完整的哲学世界观观念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把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同德国古典作品的哲学传统及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改造结合起来了。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成了欧洲最先进的社会思想。马克思自觉地确定了创立国际性的和世界历史性的学说这一目标。

马克思主要通过哲学分析，实现了制定完整世界观的首次尝试；其相应的成果恰好是哲学观念[5]。这个观念是在1844年夏创立的。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书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人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的异化思想和在共产主义未来的历史前景中克服异化的思想。

人的异化思想本身，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就已经得到了深刻而详尽的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搞清人的异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的异化观念的严重缺点。在黑格尔那里，消灭人的异化被描述为由哲学家（作为普遍理性的化身）完成的纯精神活动。费尔巴哈把宗教异化看成是恶的根源；而马克思则公正地指出，宗教异化是异化的次要的和派生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任何异化，其基础和根本，都是经济异化或曰异化劳动。

劳动异化是一种根本的、基础的和深刻的社会关系。在异化条件下，不仅工人丧失了自己的人的本质和类生活——其他一切人，包括资本家，也都是异化了的人。

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存在是同义的。私有制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这正是政治经济学家们视为“自然前提”而不予讨论的实际基础。

与异化相反的过程。是由人来占有自己的真正人的本质。马克思将该过程同社会改造、同“全人类的解放”、同以消灭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解放联系起来。“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6]——马克思关于这种社会制度的论述之一就是这样开头的。假如人开始“作为人进行生产”，即不是被迫地，不是为了一块面包、金钱、市场、国家等，那将会怎样？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意味着，人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即他的“类本质”，将得到自由发展。或者换言之，劳动将变成人自我发展的手段，变成人实现其最好的个性方面，变成异化世界中只有儿童游戏或创造性职业才有所体现的自由活动。

马克思是根据探讨异化过程的参数，来探讨人“占有”自身本质的特征，或曰变强制劳动为“人的”劳动的特征的：（1）根据劳动对象及其结果的占有；（2）根据占有或解放活动本身；（3）根据劳动者对一般“类本质”的占有；（4）根据人与人，即“我”与“你”在活动中的关系的和谐化。

可见，异化的消灭和变劳动为人的自由地自我实现意味着，人及其对自然界和其他人的关系的完全“颠倒”。马克思出于人道主义**，创作了一幅人的巨大图画，这个人是与自然界处在统一之中的、“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即依照自然界的规律改造着自然界的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和谐是在下述活动中实现的：人在这种活动中已经不是根据追求实利和掠夺自然界的规律，而是“按照美的规律”，实现自己的目的。人本身的内部自然界也要得到改造——代替受摧残的、异化了的和只求满足动物需要的人的，是其自然发展本身即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和谐结果的人的出现。这就是说，迄今根本未在所有人身上实现的才能，如音乐感很强的“耳朵”、艺术鉴赏力高的“眼睛”等等，开始在一个人的身上迅速地发展。

与外部和内部自然处在和谐统一之中的全面发展的人，这就是作为共产主义理想“核心”，而展现在马克思面前的理想的哲学形象。马克思称这样的人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但对人们占有人的本质来说，消灭私有制本身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的和基本的思想：实践是初始的和第一性的

关于异化的学说和关于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即关于消除剥削人、奴役人的经济原因和可能性的学说，是创立完整世界观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的未来前景和社会历史，却是概括的，是通过抽象的或形象的哲学形式加以描述的。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探讨实践上的“通向未来之路”，而“摆脱过去之路”也始终没有得到说明，即没有说明异化劳动的原因、机制和根源。结果，没能给通过“完整的人”的哲学画面而明确和充分地确定的理想的实际实现，提供真正的科学基础，即没能认清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理想。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制定和论证新的哲学世界观的过程中获得的。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哪些重大的创新？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次解释的那样，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是局限于确认人及其实践和认识活动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以自然界为生”，所以人不是“纯粹自我意识”或“精神”的中立的载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重复关于人的社会（社会性）本质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发展确定了马克思改造唯物主义的方向。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里就曾肯定过，使人的本质得以显露的人的生活，首先具有实践的性质。人不单纯“处在”自然界之中，他还以实践的方式改造和改变着自然界。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马克思早在这之前就得出了结论：劳动活动对个人来说是类活动，即是真正人的活动。在异化社会里，这种活动被歪曲、颠倒和丑化了。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诅咒，是人的本质的丧失。因此哲学家们——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始终觉得，只有属于创造和文化的最高形式的精神因素，才是人身上的真正人的东西。而人们的实践生活则被看作是一种卑污的、反人性的和与理性及最崇高的哲学价值敌对的东西。

实际上，劳动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时又是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关系的能动的改造，因此恰恰是劳动构成了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所以，实践是人类世界最深刻的基础和特征。

马克思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哲学思想在于，对整个精神世界和文化（甚至包括离实践最远的文化表现）来说，实践是初始的和第一性的。实践具有社会的性质，离开人们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就没有实践。实践是历史的，它是人对条件、环境和自身的不断改造。实践是对象性的活动，因为人不是在真空中行动，也不是在“纯粹的思维”中行动，而是在现实中行动，人们只能在现实中改造自然界提供的东西，改造其他人已经造出来的东西，即改造各种对象。人的意识的各种形式也包括在实践生活之中并遵循实践发展的一般进程。他们表达、思考、了解和反映的，全是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归入实践问题之中的东西。思想家们以为纯属文明的哲学理性事业的那些理论问题，归根到底也都得在历史实践中加以解决。与此相应，一个理论家也只能通过其观点在实践中的体现，通过其观点对人们的实践领域和实际生活的历史发展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真理性和有效性。

这样，马克思就大大地拓宽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起作用的范围。唯物主义被扩展到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领域。人们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改造（生产）和人们对自身的改造——是精神创造、文化、艺术、哲学等等发生变化的基础。这是无所不包的哲学概括。这种概括正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确认。人们的存在和实践在这里被看作是世界历史现象。相应的精神文化、创造和社会意识，也是在全人类的范围内加以把握的。

人们的意识依赖于存在，依赖于实践活动及其主要形式——物质生产，这一发现使马克思有可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精神活动（其中包括哲学活动）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思想和观点，甚至是最激进、最革命的思想观点，都不能充当现实中的历史变化的根源和原因。任何世界观，包括哲学世界观，都不创造、不建立，而只能反映按自身的规律变化着的生活，而人则只能部分地了解和认识这些规律。马克思认为，意识只能间接地和部分地反映一定的现实和历史实践，这种状况是很典型的。也存在着关于现实的幻想和虚构的观念。一个理论家可能是某一社会集团自觉的辩护士，也可能是马克思称之为制造“时代的社会伪善”的人。然而，不论是虚幻的还是有社会倾向性的思想，都能反映社会的发展水平，即使是最歪曲的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括自己的结论时创立了意识形态学说。精神创造——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是对现实的意识形态曲解，其曲解的程度视其想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独立的和第一位的（主导的）作用而定。这是不以其阶级取向（不管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为转移而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只能永远追随（促进或阻碍）现实；意识形态要服从现实并被纳入现实。现实生活洪流发生变化，人们的观点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出了解和反映这些变化的相应的意识形态形式（往往是极不充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考以往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阶段的时候，把社会组织分成了若干主导类型，即几种社会形式或形态。因为在实践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平是生活的生产水平，所以社会制度的基本历史形式，是按照物质生产组织的主导类型决定的。结果，社会自“原始群落”起，经过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类型、封建农奴制类型，到现代的、以工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类型这条历史道路，必然在没有雇佣劳动、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活的生产中，即在自由的个人自由联合的条件下继续下去。

对社会历史类型的分析，又得到了关于社会内部组织的重要结论的补充。物质生产决定着庞大的人群的基本结构，这些群体对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结果的关系各不相同，这就是阶级。所有制的类型创造着人们的不同群体之间关系和交往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这个结构受外在的、与之异化的力量——国家的调整和管理。由“市民社会”的基本关系给定并得到国家支持的生活制度，在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和哲学的观念以及习俗、规则和条令中，得到反映和巩固。

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原因所做的哲学解释，是一项重大的创新。这些原因就是人们自己，即力求保证自己的需要、改善生活条件和状况的“经验个体”。人们的个人追求和意愿的表示，变成了行为和行动。实际努力根本不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崇高目的。相反，这种努力带有局部的、个人的和具体的性质（往往局限在自身生活的范围内和个人需要的狭窄圈子里）。不过，既然人是社会存在物，且有大量其他的客观“交往形式”（关系），那么他们的个体发展和活动的实现，就有其若干共同的条件和方向。

人们在彼此联合、接触和进行活动及其结果的交换时，经常创造和改变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在这些关系变得不能满足而是妨碍生产的主要目的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改变它们并建立新关系。生活的、首先是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的改变，则会相应地导致人自身的变化。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变化，成了马克思从理论上解决人和人的解放问题的基础。

现实地生活过和生活着的人们是无限多样的。但是，这种多样性并不排除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参数，发现人们的相同之处即其共性的某些类型的可能性。第一，这是“经验个体”属于具有确定了的传统、秩序、交往规范等的特定活动领域即属于一个社会分工类型的属性。分工的最深刻的一般历史形式，是分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存在着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之间全球性的历史差别，存在着大量更为专业性的差别。分工意味着存在活动成果的交换，分工和私有制在历史上是同时出现的。第二，因此，人们在按有无财产而划分的集团——阶级中，也占有确定的社会地位。属于特定阶级这种属性，也是人们客观联合的（即共性的）一种形式。个人的阶级特征也贯穿于他们的个性特点（生活方式）。阶级特征能使个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般化和类型化。马克思指出，人隶属于他们的阶级，但这不是个人—个体性质的隶属，而是一般性的隶属。阶级的个体是中间性的个体，因为阶级的生活条件是确定了的，这就造就了个人的某些特性。第三，人们要受民族文化条件的支配。人们的生活地位及占优势的某些职业、交换、民族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道德和文化价值），这一切都决定和限制着个人。

这样，在马克思那里就形成了关于现在生存着的和以前生活过的人们的具体的、基于现实研究的知识，从而取代了以前那种抽象的同时又是形象的关于“人”及其“本质力量”（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构思。哲学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经过重新解释的和以另一种方式提出的下述问题，即：对于这些个人来说，自由在现实中可能和应当是什么？他们怎样和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并应当摆脱现有的桎梏和负担？或者反过来说，他们自身应当力求成为什么样的人？对现实历史进行科学的和哲学的分析，定能回答这些问题。

根据唯物史观，个人摆脱压迫他们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乃至摆脱自身的局限和不自由的过程，是遵循客观的历史规律实现的。这些规律是人们为“安排自己的命运”以求得某些改善而进行个别尝试的结果的总和。人类的力量和强盛：工业、经济、贸易和文化的发展，是以个人的得失为代价而慢慢积累起来的。世界市场正在形成。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分工（雇佣工人—资本家）正在变成全世界性的分工，无产阶级变成遍布世界的阶级，而无产者本身则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类型。工业和市场的威力正在消除民族生产、民族文化和文明的闭塞性和局限性。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变成到处都是同一社会类型的无产者或资产者。在这种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最基本的局限性（基本的阶级、个人的基本类型）范围内，劳动成果、生活和消费品、个性自我发展的客观条件都在积累着。这也就是“自由”一词的含义所指的东西。在该种类型的社会制度里，“自由的可能性”或个人自我发展的有利条件的积累，对所有社会成员并非一视同仁。这种积累主要是在一个极端即在所有者阶级中实现的。他们拥有自由地自我发展的特权，而在另一个极端则只能是另一种表现，即表现为无产者没有自由的自我发展。人类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成果越多，无产阶级争取获得自由和消灭这种类型的社会制度的基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斗争也就越有成效，其有效的程度和自由的条件积累增多的程度是一致的。然而，人们反对“现存关系注定个人所具有的”[7]生理的、智力的和社会的缺陷和束缚的斗争，只有在社会高度发展的水平上，才有赢得胜利的前景。

这样，马克思就把人的解放问题，改变为有关个人和社会沿着建立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的历史发展问题。共产主义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自我发展的自由“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8]。

生活于现在的人们，即生活在分工和异化条件下的“局部的”、“抽象的”和“偶然的”个人（所有这些术语都是马克思为说明人们被贬低被摧残的“人的”因素而使用的）能够指望什么，追求什么？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一前景，是不是生活和活动的充实的纲领？这个问题不是空洞的。哲学也和所有世界观一样，应当焕发理性之光，论证并指导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实际上是指，在为社会向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论证的唯物史观的哲学思想中是否包含着有关生活意义的和道德的核心？

唯物史观不仅向各个个人提供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使他成为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人是行动着的实践存在物。相应地，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9]。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运动本身随着其发展和扩大，会成为无产者不仅改造自己外部的生存条件而且也改造他们自身的直接途径。这第二个方面自然不如第一个方面明显，但却是十分必要的。无产者改造自己，是随着能动的认识和实际参与改变压迫和奴役人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而消灭抽象性、局部性和偶然性。无产阶级运动愈是深刻全面地实现其历史使命（消灭“现存状态”），因此也就愈有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将其付诸实践的个人，来消灭他们内在世界即个人的自我之中现有的“偶然性”和“抽象性”等特点。个人正在实现消灭社会异化、分工、私有制和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从而变成“摆脱奴性”的人即发展着的人。

可见，生活意义这个哲学问题的一般答案，就在于承认个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并将这一运动视为消灭现存的生活条件和改造人自身本性的前提。但这恰恰是一般的和原则性的答案。显然，由这一答案再到使受贫困和剥削压抑的人——无产者获得“精神宁静”，相距还十分遥远。

在1845至1847年的著作里，这个一般哲学答案得到了具体化。这个答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得最为详细。下面让我们看看最重要的东西。克服社会分工、异化和私有制的统治，对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个人来说是可能的。第一，这是自觉地追求掌握整个文化世界和使活动领域普遍化的结果；是自觉追求尽可能更全面的交往和交换各种社会活动等的结果。第二，是彻底“走出”私有制动因和生活结构机制范围的结果，是排斥一切“旧的污垢”的结果。

个人发展的这种前景与哲学上的道德说教，自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道德说教只会发出道德呼吁和进行精神安慰，它只不过是“对陷于贫困中的可怜的无能的灵魂的一点安慰”[10]。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仿效哲学上的道德说教的范例，也不仿效宗教上的道德说教的范例。它的伦理立场在于，承认对不人道的世界进行实际社会改造和把行动着的能动的个人自我改造成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统一。二者互相印证。当然，对于生活在现有的给定条件和具体的历史境域中的人们来说，不论是改造自己还是改造世界，其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不存在与这种现实妥协或接受它的幻想。相反，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一切现有的历史情况的局限性和其中包含的个人自由及全面发展的潜力。

在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前几稿）中，马克思指出了提高人们的自由程度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消灭强制性的雇佣劳动，从而在整个历史规模上消除无产阶级，增加“自由时间”。这是精确的哲学—科学预测，其基础是客观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

在克服自身的本性及其固有的中介性和局限性，达到理解自己的世界历史解放使命的同时，无产者会变成共产主义者，变成一切活动领域的“普遍代表者”。这就是说，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理当成为消灭一切社会局限性的实际体现者。

三、马克思哲学中的辩证法学说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即在准备博士论文的事记中，已经包含对辩证法的研究。马克思一方面十分内行和熟练地掌握了进行辩证的哲学思考的复杂技巧，另一方面又批判地分析和认清了这种技巧的优点和弱点。马克思对40年代的黑格尔辩证法所持的批判态度，和费尔巴哈是一致的。费尔巴哈在黑格尔的学生中，第一个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方法感到失望，并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判。摆脱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费尔巴哈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但是，费尔巴哈只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根据即基础作了批判，却不曾研究方法本身。

问题在于，黑格尔已经对辩证思维的大多数方法、公式和规律，作了描述，编了目录，归纳成了许多等级系列和顺序。他的《逻辑学》一书阐明了这一点，该书是一本充满最富有成果的观察和说明的教科书，也是论述辩证思维技巧的论文。黑格尔发现的辩证的方法论的研究效果如何？这是马克思批判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获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同时，马克思越来越多地面向以往和当前历史的实际现象和过程的研究。为了弄清实际问题——生产、政治事件等等——黑格尔的方法论就显得无济于事了。问题不仅仅在于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如费尔巴哈认为的那样），还在于对现实所作的抽象的哲学解释，这种解释和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的要求是矛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方法论时指出，他们对任何社会现象都套用黑格尔辩证法的“最简单方法”。一切社会对抗，现实生活中各方面的任何差别，他们都能在黑格尔的“矛盾”观中轻而易举地为其找到根据，然后就通过对立因素的“高度综合”而把矛盾解决了。例如，40年代的黑格尔派哲学家并不认为，研究贸易自由的拥护者们和保护关税派在经济科学和经济实践中的斗争是必要的。有了关于争论的实质的最一般、最寻常的观点，以便按黑格尔“通过高度综合扬弃对立面”的药方轻松地解决这一争论，这对黑格尔派哲学家来说也就够了。然而，假如在经济关系史上延续不止一个世纪的这场保护关税派与自由贸易论者的斗争依然如故，那么这样解决问题又有多大价值呢？

马克思还揭露、说明和讽刺挖苦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技巧的其他不少缺点。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技巧的主要缺陷恰恰在于：它不能在对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方面和在解决现实生活的实际问题方面起到应有作用。

50年代下半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集中的科学研究。此外，政论性著作——论述国际政治和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抨击性的文章——在他的创作中也占有重大地位。（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报纸上。马克思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合作的时间最长。）60—70年代，对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活动的理论指导和帮助德、法、英等国正在发展的工人党，在马克思的创作活动中占有很大地位。

马克思在这些年里所写的文章、抨击性的小册子、宣言和党纲，其中有许多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发展的重大贡献，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关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几篇文章（1853年）、《福格特先生》（1860年），等等。还应当指出马克思致恩格斯、Φ.拉萨尔、Л.库格曼等的书信的理论意义。

在马克思的创作中，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俄罗斯。关于它的未来历史发展前景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俄罗斯的课题的分量逐渐增加，这是符合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的。马克思和M.A.巴枯宁的争论（在有关巴枯宁的《国家机构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笔记中）特别重要，特别需要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后来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与H.Ф.丹尼尔逊的通信、著名的致B.И.查苏利奇的信等等，也是如此。在马克思撰写的第一国际的纲领性文献中，理论上最重要的是论1870年普法战争的材料和论巴黎公社的材料。近年来，由于就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展开争论，人们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名著的兴趣大增。在第一国际的文献中，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著作等，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