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康斯坦丁诺夫 蔡振杨等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总论：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1]
一、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再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迄今为止，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教学大纲、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完整的叙述。这种叙述是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的直接延续，它是从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弄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开始的。在教学方面，也即在学生掌握一定分量的知识方面，这样的开端有其理由。但一经外推到历史唯物主义这门科学，这样的解释显然是考虑不周了。把哲学唯物主义推广到认识人类社会，只不过是有意无意地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具体化了而已。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设的逻辑本身（它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那么，它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非当务之急而被置于次要地位了。
近年来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内容时所形成的情况的消极后果——各个作者对它们的不同理解——特别明显。在传统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是以对偶的、相互关联的、同序列的、异序列的形式被解释的，并分出几组范畴——首先是哲学的和社会学的范畴（社会存在序列的范畴和生产方式序列的范畴）等等。[2]上面列举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方式乃是分析这些范畴的必要手段，这自不待言。可是这种考察方式却掩盖了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按照列宁的说法，要求分出范畴时“不是‘叙述’，不是‘断言’，而是证明”[3]。所以，即使把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系统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丧失了自己展开的逻辑线索，因而不能不在其内容方面有所反映。于是产生了П.H.费多谢耶夫所注意到的这样一种认识情况，即真实的研究被虚构的理论上的“更新”、各种范畴体系方案（往往只是在范畴序列方面彼此有所区别而已）的建立所偷换了。
建立逻辑上有论据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体系，这是进一步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大任务。马克思的《资本论》乃是解决这类任务的典范。《资本论》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如果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的中心课题之一——科学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驳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信徒的论断——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的建立归结为仅仅是概念的结合——时指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乃是他的政治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可是理论体系并不是从分析直接被感知的具体东西开始的：在认识过程中所必需的这种分析只能逐步导致区分出越来越“空洞的抽象”和最简单的定义。当具体的东西以其全部多样性在思维中作为被认识的具体东西而重现时，这一理论体系就构成了。而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则是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5]
最简单的科学定义之产生决非偶然。它们是同科学研究对象——它的“细胞”——的初步形成相适应的。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6]
由此可见，《资本论》据以开始的东西看来是完全自然和简单的。然而，通向这种似乎是简单东西的途径，正如一切科学的开端那样，并非轻而易举的。有时会遇到这种说法，即似乎寻找科学对象的“细胞”可归结为仅仅是不同类型的思辨学说，而不需要在科学上作出多少显著的努力。这是公然把事物的真实状况简单化了。由于科学研究对象的“细胞”的基本性，所以要理解这种“细胞”较之研究发达和复杂得多的形式，无疑是更困难些。具体地说，要洞察商品关系的奥秘，在关于商品是能满足人的一定需要的消费价值这个肤浅的观念后面揭示它的经济特征和总的社会特征——价值，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起源，竟需要社会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马克思所作出的这种发现，使他得以确定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社会的财富的基本形式。[7]但是这一发现又提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决不能把“细胞”概念同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简单地混为一谈。由于使用价值就其本身而言“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8]，所以，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价值具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的意义。形象地说，如果“细胞”问题乃是寻找经济体系的“原子”结构问题，那么寻找基本范畴的问题就等于发现“原子核”。
认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研究对象基本形式的探索，反映它们的属性、特征、侧面的最简单的抽象概念的制定，总是先于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产生。而理论知识本身是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途径而发展和系统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乃是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建立科学并对之进行系统叙述这个任务中的发展原则的逻辑等价物。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和经典性的运用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开了科学的新篇章。列宁在强调《资本论》的逻辑—方法论意义时写道：“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9]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研究和阐述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课题——的方法也应当如此。
二、从理论上再现历史过程的出发点：人的活动
历史唯物主义就其起源、阶级本质以及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的功能而言，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不可分割的，它与后者一起组成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然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社会哲学知识，而且是一般社会学知识。它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拥有自己的科学地位。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一门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动力的科学，就要触及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细胞”，这种“细胞”对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来说都是相同的。
正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一样，上述“细胞”：第一，应该是最常见的、经常重复的、感性上可感知的社会现象；第二，应该以不发达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社会矛盾。同时，这个“细胞”也必须具有自己的特征。它所应表达的，不是使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区别于另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东西，而是划清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总的说来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界限。
近几年来，在科学书刊中，在各种理论会议和协作会议上，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讨论了这个课题。大家都发表了具体的意见，特别是，有人建议把人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来解释。乍看起来，人的确好像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鲁滨逊式”的想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因为现实的人始终是社会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一定的性质也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10]所以，从人开始来研究社会生活无异于从社会开始来研究社会生活，也即将体系的基本要素同体系本身等同起来了。按照同样理由——缺乏基本性——也不能同意把社会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等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来考察的这个建议。
社会生活的“细胞”问题不是简单地寻找社会现象的抽象的普遍表现的问题，而是具体地描述社会体系客观上不可继续划分的单位的问题。这个单位既不可能是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是人的行动。行动是人们的活生生的直接活动的最简单的要素，必须以主体、客体、目的和手段等为前提。我们认为，社会体系客观上不能继续划分的单位只能产生于这样的场合，这时活动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11]，也即人们的活动具有具体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这一发现的科学意义已不需要加以证明。然而，研究者们只注意于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上暂时的商品形式，而对于具体的活动本身——这种活动不一定全都是商品——迄今尚未予以充分的评价，而这种活动却对人类历史的一切阶段都具有具体的、普遍的、广泛的意义。例如，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进程中，像直接的社会性质的这样的活动的规定性，正在确定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人类活动的具体结果乃是社会生活的唯一特殊的“细胞”。作为社会体系客观上不可继续划分的单位，这个“细胞”是同运动的社会形式的物质基质不可分割的。通过人类的具体活动，这里以独特的、客观化的形式既体现为活动着的个人，也体现为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的一切。[12]从研究角度来看，社会生活“细胞”的发现确立了社会认识从具体到抽象的运动的总路线。
人类所创造的实物世界，以实物和能源的形式，以驾驭大自然的武器和管理社会过程的手段的形式，以符号体系的表达者和感性上可感知的形象的形式包含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中。一切社会联系（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社会个体本身（社会个体是社会的“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13]）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同实物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分不开的。
人的实物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而它的多样性是无限的。但它也是唯一的，因为构成这个实物世界的一切个别的物体都是由人类活动所创造的。它们之所以成为社会生活的“细胞”，仅仅是因为它们身上所体现的人类活动构成了它们的特殊基础和社会本质。由人类活动经常再创造的实际劳动消耗与社会必要劳动（后者是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相适应的）之间的矛盾，乃是社会矛盾——首先是社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与无限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整个体系运动的一种特殊的偶然的形式。
社会生活的“细胞”是同人类活动，首先和主要是同像劳动——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形式的活动内在地结合着的。但是，活动范畴作为劳动范畴的类概念并不指称这个“细胞”本身，而是断定它具有这样的质。正因为如此，活动范畴（它的定义同历史唯物主义其他任何范畴无关）也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地位，从而成为理论上再现历史过程的出发点。在理论的理解方面，开端是以自我论证、自我证明的形式在体系中出现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可见，这里说的不是要用活动原则来补充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主义、整体性等原则，而是要研究历史现实的存在和发展的方式、物质的社会关系的起源；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进入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尽管从主观上看来，人似乎凌驾于自己的生活条件之上，但客观上他是受这些条件支配的。因此，人们（确切些说是阶级、群众）的活动毕竟也必须获得社会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
历史过程理论和历史过程本身都具有统一的读数点。逻辑的东西同时也是历史的东西，不过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15]的历史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6]重要的是也要注意到，通过社会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在理论上再现历史过程，也不排斥相反的运动——从具体到抽象。这种再现构成这样一条总的研究路线，这条路线接近于一系列的圆圈、螺旋形，在那里似乎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重复过去的东西。
在通过社会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地、有内容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在理论上再现历史过程的情况下，必须先分析一下社会认识的这样一些阶段和环节，如活动、劳动、社会关系（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论（包括社会规律、需要和利益、价值和评价、目的和手段）、社会历史实践、生产方式、历史过程的源泉和动力等范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表达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对它们的研究，同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的研究相结合，就可揭示出社会自我发展的决定作用、历史过程中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相互作用的最深刻的根源。
理论思维的进一步运动同对历史过程的完整性——作为体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全面阐述相联系。这里，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分化和结合的历史形式（阶级和阶级关系、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为社会的和民族间的新共同体的苏联人民、家庭、劳动集体）、社会管理、生活方式、文化、社会与个人的辩证法等，都是直接的考察对象。而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又为全面地分析历史过程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它的各社会形态阶段及其更替——社会革命——的规律性、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作为真正的人类史的开端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而奠定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直接阐述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再现。固然，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般逻辑并未完全列入第一卷的第一编，其中只是对自然史与人类史进行了对比：人类史和历史过程自然前提的形成问题得到了分析。遵循社会认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条原则，把第一编放在第一卷的末尾，类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谓原始积累》一章的地位那样，是正确的。但是，编写组考虑到本书是面向广大读者的，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编看作是历史过程理论本身的一个独特的导言。
要解决上述任务，要求作者们直接面向现时代的材料，首先是面向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成就。在现时代，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已充分展开，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已经形成，它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已日益充分地显示出来，只有在现时代，通过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比和比较分析，才能全面研究历史过程的本性，更深入地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性质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必然性的根本原理。
作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遵循了一条原则性的方法论方针，这就是，只有通过现象的最发达的和多方面的形式来研究现象，才有可能洞察一切腐朽形式的组织，而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7]。把发达的社会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对比，这是一种特殊的研究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就能够以最充分的理论形式掌握和理解整个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同时，由于现时代那些基本的、全球性的问题——世界革命过程、科学技术革命、生态状况、和平与战争的抉择——的尖锐性和迫切性，这些问题在本书中也构成专门的社会—哲学分析的对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这部集体著作由三卷组成。第一卷从历史过程的现实性、物质基础、第一性东西与第二性东西这两个层次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过程；第二卷（已经付印）是从各社会形态阶段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过程。第三卷将阐述现时代的辩证法。
作者们的目的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却使用了“历史过程理论”这一术语。术语上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许多章节中不仅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课题本身，而且直接涉及其他社会科学——科学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的哲学问题。最后，必须指出，本书中“历史的”一词是从“社会的”这个意义上来解释的，而历史的过程则作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科学来说，“历史的”与“社会的”这两个概念在传统上是接近的。马克思经常在“社会的”这个意义上使用“历史的”这个概念，而列宁甚至使用了“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18]这个词组。
总体框架
序言：历史唯物主义与现时代
第一编 自然史和人类史
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开端
第一节 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问题的提法
第二节 人类社会起源说
第二章 历史过程的前提和方向性
第一节 人类个体
第二节 自然环境
第三节 自然界、人和历史方向性
第二编 历史现实性存在和发展的方式
第一章 活动和社会关系
第一节 能动性，活动，劳动
第二节 社会关系的起源。活动的主体和客体
第三节 社会关系体系。它的历史性质
第四节 社会关系和交往
第二章 活动的普遍本原和因素
第一节 社会决定论
第二节 社会规律
第三节 需要和利益
第四节 价值和评价
第五节 目的、手段、条件
第六节 历史的必然性和自由
第三章 社会—历史实践
第一节 实践及其基本形式
第二节 活动和实践。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
第三节 社会—历史实践中客观和主观的辩证法
第四节 社会改造活动的基本因素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第四章 历史过程的源泉和动力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的概念
第二节 历史过程的动力体系
第三节 阶级斗争是对抗性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第三编 历史过程的物质基础
第一章 社会生产及其类型、结构、功能
第一节 社会生产的概念
第二节 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和辩证法
第二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第一节 工艺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
第二节 生产力发展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
第三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与历史过程的展开
第四节 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第三章 生产和消费
第一节 生产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因素
第二节 生产和消费的普遍化是历史过程的趋势。需求上升的规律
第三节 消费与社会生产目的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消费
第四章 分工和协作
第一节 分工和协作是社会生产的形式
第二节 向社会协作过渡的前提及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特点
第三节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协作和分工
第四编 历史过程中的第一性与第二性
第一章 第一性与第二性是物质与观念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问题的提法。生产方式和社会存在的范畴系统
第二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社会实践
第二章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第一节 社会存在
第二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
第三节 社会意识的结构及其历史性
第三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第一节 经济基础
第二节 上层建筑及其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1] 本章内容选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过程理论》导言，并略有删节。文中标题由编者所加。
[2] ［苏］B.Л.图加林诺夫：《历史唯物主义诸范畴的相互关系》，列宁格勒，1958；［苏］Г.Г.卡拉瓦耶夫：《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莫斯科，1973；［苏］B.C.巴鲁林：《社会中物质与观念的相互关系》，莫斯科，1977；《历史唯物主义诸范畴》，莫斯科，1980；［苏］B.Ж.凯勒、M.Я.科瓦利宗：《理论与历史》，莫斯科，1981；以及其他。
[3]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 同上书，35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9]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38卷，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3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列宁全集》，中文1版，第2卷，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