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亚历山大诺夫 马哲 译

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1]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共产党的世界观。哲学是世界观，也就是关于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的观点、观念的总和。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自己的世界观，都力求画出一幅世界的总图，用统一的观点来把握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和人类历史现象。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及其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创造和发展了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传播了这种世界观，对剥削阶级反科学的世界观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辩证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社会以及认识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随时随地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并给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些一般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即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而存在的；它们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所固有的特殊规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特殊的规律（如物质的机械运动规律、蛋白质的新陈代谢规律等等）是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例如，社会生活的规律和自然规律虽有质的区别，然而它们都是同一的一般客观辩证规律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同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科学隔离开来，也不代替它们，相反地，辩证唯物主义是其他一切知识部门所业已达到的成就的科学概括。这就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同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各种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各种不同的科学研究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各种质的特点、特性。例如，力学研究物体在空间中和时间上的移动。根据机械运动的多样性和各种物质粒子移动的质的特殊性，力学这门科学分为固体力学、**力学、气体力学等。

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也是如此，例如，植物学研究植物的生活、植物的结构和生命活动等。由此，植物学分为形态学（研究植物的外形）、分类学（对植物进行分类并描述各个不同的植物种）、解剖学（研究植物的组织和器官的细微结构）、生理学（研究植物的生活过程）、选种学（研究创造新植物类型的方法）等等。同时植物学又是更一般的科学即研究一切生物的规律性的生物学的一部分。

当然，每一门科学，甚至组成这门科学的每一个部门，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同其他科学和部门的研究对象分开的。生物学不研究物理物体的凝聚状态，即其固态、液态、气态；政治经济学不从商品学的角度来研究商品的性质。但同时，各种科学以及组成这些科学的各个部门并不能完全相互分离，彼此孤立，因为各个科学部门所研究的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各种质的特点、特性、状态实际上并不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所以，研究这些物质运动形式的各个科学部门也应当是彼此联系的。例如，现代生物学就是以化学和物理学为依据的。

究竟是什么使任何一门科学的专家可能深入他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呢？是什么使他可能和其他科学部门联系起来，并从这些科学部门中取得他研究的那门科学所必需的材料呢？

提供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教我们科学地看待、解释和理解世界一切现象的科学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就能认识整个世界，而认识整个世界，就能帮助我们理解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因而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各种科学。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认识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研究，给世界提供了一幅协调的科学的图画。

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上的革命随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哲学的社会作用，它的对象、方法和理论起了原则性的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哲学是有质的区别的。

辩证唯物主义是给工人阶级争取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革命斗争提供理论根据的共产党的世界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在把自己的哲学和以往的一切哲学学说作对比时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世界，但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的哲学不是也不能是革命地改变世界的理论根据，不是也不能是革命群众在其反对社会压迫的斗争中的武器。剥削阶级的哲学竭力使群众安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它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为革命地改变现存剥削制度找理论根据，而是为这种制度辩护。因此，哲学家们也就宣传说，人应当“超越”实际的、不长久的、暂时的利益，他所应当关心的只是永恒的、绝对的利益，如此等等。哲学家们硬说，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那些实际目的是毫无意义的、微不足道的、“有限的”，哲学应该抛开这些目的。

这种教人放弃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的哲学宣传，和宗教学说是很少有什么区别的。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的论调可以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写道：“哲学研究所给予人的最大的慰藉就在于：当它理解到一切都处在总的联系中，并且不把任何东西孤立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承认一切都是必然的因而也是美好的，它就会按照现存的样子和一切现存的东西调和起来，因为一切现存的东西为了最高的目的都应当是这样存在的。”

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唯心主义哲学如何和宗教一样，竭力使群众安于剥削制度，压制他们的反抗，并证明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必然的。

但不仅唯心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以前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也断定现存的一切基本上是不变的：我们之外的自然界是不变的，人类的本性是不变的，因此，只可能清除社会制度中的“邪恶现象”，而不可能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生活。例如，大家知道，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会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宗教，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反自然的、不适合人类本性的。但是他们认为人类的本性是不变的，而资产阶级社会是“自然的”，是适合理性、适合人类本性的“永恒”规律的。

剥削阶级的哲学学说把哲学了解为对现存制度的根本原则的解释和辩护，否认对根本改变现实有加以理论论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有唯物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才在自己的哲学学说中反映了广大劳动农民群众的利益，认为必须从哲学上来论证反对社会压迫的革命斗争的任务。但是，由于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导致而且也不能导致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所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甚至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人物——十九世纪俄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家——也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所提出的这项最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想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切身需要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破坏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制度的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建立更高级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因此，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变化和发展，关于新东西战胜旧东西的学说，就自然地被无产阶级看成是对自己阶级意图的确证和阐述。

在无产阶级的活动中，否定旧东西是和创造新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对社会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改造不仅不排斥以往文化发展的一切成就，而且相反地，是以利用这些成就为前提的。无产阶级没有以往的统治阶级所固有的那种局限性，它的切身利益要求向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正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对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都有巨大意义的唯一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科学的历史以及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都明显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其伟大的意义。

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改变了哲学的社会作用，把哲学变成了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就不单是一种哲学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学说，是他们的伟大解放斗争的思想旗帜。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甚至当他们给自己提出研究客观现实本身所固有的最一般的规律的任务时，通常也是指一切现存事物的不变秩序的规律。他们只是确定同时存在的各种事物之间的固定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揭示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物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把这个发现当作自己唯一科学地理解哲学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和以往的、包括进步的哲学学说在内的一切哲学学说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学说不仅把理论、哲学同实践、同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对立起来，而且还把哲学和研究一定范围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专门科学对立起来。它们通常使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相对立，使历史哲学和历史学相对立，使艺术哲学和艺术学相对立，如此等等。同时它们硬说：哲学不必考虑具体的科学材料，它是“科学的科学”，它因自己能提供完全的、绝对的、最终的真理而凌驾于“有限的”和“狭隘的”专门科学之上。这种以超科学的知识自居的奢望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特色。唯心主义哲学鄙视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以自发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例如，黑格尔就不考虑自然科学所业已确定的事实，硬说自然界在时间上是不发展的，它是“绝对理念”即神的发展的各个逻辑阶段的体现。黑格尔唯心地歪曲现实，把太阳看作视觉的体现，把空气看作嗅觉的体现，这样就把一切物理的东西都归结为心理的东西了。

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把哲学说成对永恒的、绝对的和普遍的东西的认识，而把专门科学说成只是对于暂时的、相对的和单一的东西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永恒的东西和暂时的东西、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和单一的东西这样反科学地、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证明：我们认识暂时的东西，同时也就在认识永恒的东西；认识有限的东西，同时也就在认识无限的东西；认识单一的东西，同时也就在认识普遍的东西。恩格斯写道：“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是绝对的。”[3]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哲学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以总结和批判地概括科学成果的世界观代替了非科学的哲学——“科学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早在自己产生的时期就从理论上概括了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上的一切重要发现，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最大的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细胞的发现和达尔文学说。后来，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天才地总结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上的伟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所进行的革命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就根本改变了。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的这种根本的质变，使辩证唯物主义截然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哲学。

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辩证唯物主义是以科学和实践的成果为依据的世界观，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认识过程永远不能穷尽事物，认识是无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要创立一种一成不变的、现成的、完备的、绝对的知识体系的妄想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认为自己的学说是和以往一切带有教条主义性质的哲学体系对立的。

以往各种哲学体系的创始人，剥削阶级的思想家，都用自己的学说冒充绝对完备的、不变的知识。相反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根本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学说，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创造的、反教条主义的性质，这种性质的源泉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实践、和生活、和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实践既是认识的基础，又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就清楚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能动性和反教条主义的性质。列宁着重指出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截然不同于以理论脱离实践为特征的机会主义的根本特点，他写道：“只要学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间的一致性成为学说的最高和唯一的准绳，那就不会有什么教条主义了……”[4]

经常不断的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无穷的生命力的标志。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能从理论上概括过去的各种成果，而且还能概括现在的东西，还能科学地预见未来。马克思以前的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不能具有这一极为重要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大部分哲学学说的特点都是奴颜婢膝地信奉过去，这就反映出剥削阶级的利益。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使我们有可能从理论上概括我们所看到的事件，预测它们将来的进程，并适当地安排实际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概括了十九世纪的历史经验和自然科学的发现，从而在判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发展了他们所创立的哲学。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新的科学成果，提出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其中也包括进一步发展列宁主义的任务。这项任务已由共产党，共产党的领袖列宁、斯大林及他们的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完成了。

辩证唯物主义是活的、创造性的、不断发展的学说。如果把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和公式当作一堆永远不变的教条（尽管社会发展条件在变化），这就是死啃书本和书呆子习气。精通辩证唯物主义同简单地背诵它的结论和公式是毫无共同之点的。精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这就是学会运用它们来解决科学和实践的任务，做出新的科学结论，确定解决实际任务的方法。

二、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任何哲学都是某一阶级的利益的表现、某一政党的世界观。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时，无党性的、中立的、对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漠不关心的哲学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生活在社会中而又不受社会的制约是不可能的。生活在阶级社会中而又不属于该社会的某一个阶级，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并在世界观方面不以一定的阶级的利益为转移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写道：“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期望公正科学，便是愚蠢可笑，正好比期望工厂主在应否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资的问题上持公正态度一样。”[5]

资产阶级哲学家千方百计地力图掩盖其理论的党性，而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却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公开的、战斗的党性。资产阶级掩盖自己哲学的党性，因为这种哲学是维护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维护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对立的极少数人的利益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无党性”是对它的阶级偏私的伪善的掩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直接地、公开地代表工人阶级，称自己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它并不掩饰自己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来考察世界及其现象的，也并不掩饰自己在解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时是表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但如果哲学是从一定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考察和说明周围世界的现象，特别是社会生活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会歪曲世界及其规律呢？它是否会在自己的理论和结论中提出一幅分明是歪曲了的、适应于阶级利益的世界图画呢？

如果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尤其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那确实是如此。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而且是正好和它对立的。现代社会生活适应着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正沿着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和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道路发展。资产阶级显然是不能容忍这一情况的。因此，竭力维护资本主义使之免于死亡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便掩盖资本主义的痈疽，故意歪曲社会发展的规律，把资本主义及其规律理想化。

至于工人阶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不但不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对立，而且是和它完全符合的。工人阶级愈是彻底地为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就愈能促使社会按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发展。

所以，工人阶级及其思想家的目的是要全面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真实地、毫不歪曲地从哲学上来反映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哲学中表现得愈充分，我们周围世界的客观规律就被反映得愈正确、愈完全、愈深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复制的世界图画愈真实、愈全面，它反映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任务也就愈深刻。换句话说，我们在哲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贯彻得愈彻底，我们在解释我们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时就愈能保证不犯错误。

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党性完全符合客观真理，所以共产党能在全世界面前刚毅果敢地捍卫自己的世界观的党性，捍卫自己的政策和思想的党性。

苏共中央所举行的关于阿历山大罗夫《西欧哲学史》一书的广泛而具有创造性的讨论，是共产党为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的党性而斗争的鲜明表现。

苏共中央指出，目前在共产党面前严重地摆着为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为消灭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为发展和更加巩固苏维埃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而作进一步的斗争的任务，因此哲学中的客观主义错误和脱离党性原则是危险的。

这些指示给苏联哲学家指出了正确的、确定不移的方向，为清除各种错误观点打下了基础。

战后时期，和以前的整个发展时期一样，苏联共产党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背弃唯物主义和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对教条主义和书呆子习气一直进行着顽强的、无情的斗争。

如果认为，现在，由于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中已不复有敌视共产主义的阶级，苏维埃社会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已经一致，因而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再也不能渗入到苏联人中间，那就错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观念”还没有完全铲除，正如同私有者的心理和道德的残余还没有完全肃清一样。这些残余是有生命力的，它们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而有时还会出现，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苏联人应当坚决地、有原则地、毫不留情地和阶级敌人及其世界观进行斗争，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

辩证唯物主义是苏联科学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是苏联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苏联自然科学家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他们掌握了唯一科学的认识方法，使他们能对自然现象作出唯一科学的哲学解释。科学上的卓越成就是和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自然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苏联生物科学的发展特别明显地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这种作用。米丘林生物学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有机体和它的生存条件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性。米丘林生物学一贯坚持这种辩证的观点，所以它发现了决定生物发展的规律性，发现了生物所固有的遗传性的变异规律性。米丘林生物学不仅仅限于解释生物学的过程、它还在理论上论证了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动植物的变异。米丘林写道：“只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才能完全地改造科学。”[6]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起来的米丘林学派，坚决地批判了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及其遗传性不变的学说，证明了这种资产阶级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苏联的唯物主义生理科学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巴甫洛夫院士关于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关于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就是对高级神经活动所进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学说完全揭穿了对高级神经活动的伪科学的唯心主义解释，并在实验上证实了关于心理的东西和生理的东西相互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资产阶级的科学为资本主义制度、为压迫劳动者和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而苏维埃国家的科学却旨在使人变得崇高而伟大，旨在发掘并发展人们的全部智力和体力。它的目的是为千百万劳动者创造精神财富和丰足的物质财富，是使人成为自然界的全能的主宰。

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做科学，是因为它是以对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哲学观点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社会发展的规律，唯心地解释社会现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符合于“理性”、“普遍道德”和“正义”的要求的，社会主义的建立并不决定于物质条件，而是凭借“杰出人物”的善良愿望，只要这些“杰出人物”深信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合理和公正，他们就会争取实现这个理想。

空想社会主义飞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和现实的牢固联系。在空想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人类失去理性、愚昧无知、对自己本性不了解所造成的恶果。空想主义者是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形而上学者。在空想主义者看来，只要社会主义思想能由某一位天才发明出来，那么社会主义就能在任何时候产生，甚至在五百年前也能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们证明：社会主义不单纯是一种幻想，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不是取决于人们的“自由抉择”、“自由意志”，而是取决于社会以往的全部发展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们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空想主义者）的臆造，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崩溃，正如农奴制度已经崩溃一样，资本主义造成了本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7]

从哲学上来论证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实质就在于发现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就在于弄清楚对社会生活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这种改造自然是以自觉地利用决定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必然到来的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受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物质条件所制约的，从而就指明了他们在各方面所一贯坚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去理解社会生活，从而使哲学和革命实践、和政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正因为这样，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理论的最高发展——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强调指出：“……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在于从实践上反对事物的现状，并改变这种现状。”[8]

唯心史观、对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必然使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欧文及其他空想主义者——不能懂得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途径。在这些思想家看来，社会主义的客观似乎就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仅是敌视它们的思想，而且还有（而这是主要的）敌视它们的阶级；这些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并非出于他们的“无意识”，而是因为这些剥削阶级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和劳动人民敌对的。空想主义者不懂得工人阶级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剥削的对象，而不是新社会的主体、新社会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空想主义者相反，他们唯物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容，辩证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指出：敌视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是要用物质的力量，是要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推翻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的过渡，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必须有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关于一切现象的有规律的变化的学说，必然会导致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途径和方法的发现。

共产党和轻视革命哲学理论的意义的机会主义相反，它对革命哲学理论的组织、动员和改造的作用给以很高的评价。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导我们说，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唯一科学的和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就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起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的世界观，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意义，证明了共产党对这种哲学的发展所起的极其伟大的作用。

共产党实现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是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能了解周围各种事变的内在联系，不仅能察知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哪里发展，而且能察知事变在将来会怎样发展和向哪里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使共产党能深刻地理解各种现象的相互制约，理解各种现象在它们内部所固有的矛盾的基础上的运动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党在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事业中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使党能给周围现象作出唯一科学的解释，因此，党就能正确地确定社会发展每一阶段上的斗争路线。

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它的纲领、政策，是以对现实的最深刻的科学的哲学观点为依据的，是共产党之所以有力和不可战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纯洁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党的敌人——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企图用形而上学、用主观主义的现实观来顶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党的敌人力图以唯心主义和各种庸俗“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他们以唯心史观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粉碎了这一切想破坏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和意义的企图，它以这个唯一科学的和革命的哲学理论为指针，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发展和丰富了这个理论，并引导我们伟大祖国的各族人民取得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

马林科夫说：“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知道把人民引导到哪里去和如何引导人民，因为它们是以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的。高高举起这面科学理论的旗帜的，是我们的父亲和导师天才的列宁及其事业的继承者伟大的斯大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基础上，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正在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的深刻知识来武装人民，从而为苏联人民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极其光明的前景。”[9]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力量。这种世界观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使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现实，勇敢地向前看，预测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动员群众为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斗争。

总体框架

第一章 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的世界观

一、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党性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认识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辩证法的基本历史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辩证法的最高的、具有新质的形式

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

第三章 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各种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

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对自然界这一统一整体的看法上的根本对立

二、现象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

三、现象的因果依赖性

四、规律性、必然性和偶然性

五、社会主义社会中现象联系的特点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四章 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和发展

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发展观上的对立

二、运动和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

三、发展是旧东西的衰亡和新东西的产生

四、新东西、进步东西的不可战胜

五、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东西的不可战胜和可能性的变成现实的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和发展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五章 发展是量变到根本的质变的转化

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在对发展性质的看法上的根本对立

二、量变到根本的质变的转化是发展的普遍规律

三、量变到根本的质变的转化的飞跃性质

四、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化的特点

五、发展过程的前进性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是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六章 发展即对立的斗争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和形而上学在发展过程的源泉和实在内容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二、发展即对立的斗争这个规律的普遍性

三、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

四、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五、苏维埃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的性质

六、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

七、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对立的斗争而发展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唯一科学的解释

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第八章 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观

三、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性

四、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五、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九章 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二、物质是感觉的源泉

三、脑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脑的机能

四、思维和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五、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在社会方面的应用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十章 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认识性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世界可认识性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二、本质和现象

三、感觉、抽象思维和语言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

四、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五、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六、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可认识的原理对共产党的实践活动的意义

[1] 本章内容选自《辩证唯物主义》第一章，并作了删节。文中标题由编者所加。

[2] 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参阅《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04页，解放社，1950。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6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0。

[4]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208页，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5]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载《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64页，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

[6] ［苏］米丘林：《答“拥护马列主义自然科学”杂志编辑委员会问》，载《米丘林选集》，4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20页，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3。

[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卷，33页。

[9] ［苏］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常会上的演说》，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