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述分析，应当说，我们今天开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或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当代阐释，必须通过积极地面对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资源完善和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而必须用这种新的理论范式来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特别是面对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的发展现实。具体说来，适应信息化时代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现实要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应当是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有机统一的理论范式，应当以此进一步拓宽和丰富我们的理论视野。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微观理论范式，并非要彻底否定或者完全取代宏观理论范式，而是改变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过分注重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以至于走向抽象的决定论的问题。
为此，我们应当博采优秀的思想资源。首先就要善于批判地借鉴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中已经出现的，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各种微观理论范式的积极的思想资源，并深入挖掘马克思学说中的微观理论资源，以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和实践的文化精神为引领，形成植根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独特的理论视角，以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融的丰富的理论视野。我认为，一种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有机统一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或者维度。
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领域重新整合和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影响和制约当代社会运行的新的权力谱系。其中特别要梳理清楚那些在传统社会历史结构中被宏观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所遮蔽，而在当今社会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影响的微观权力。应当看到，不同文明时代的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是不同的。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血缘网络、乡里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习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日常生活权力依旧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社会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进而，我们还要看到，微观权力是一个包含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经济权力等在内的，价值取向多元差异的网络，不同的微观权力对于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传统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文化权力、福柯等人所揭示的现代社会深层的微观知识权力等，表现为强化宏观权力，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一些传统经验的、人情的微观文化权力会在宏观权力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理性化的进程中表现为阻碍体制机制创新的微观权力；而现代社会的各种公共领域、自治组织、新社会运动中的微观权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会成为保护自由、公正、平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8]。显而易见，对于当代社会丰富多彩的微观权力的类型和性质的深入研究，对于建立宏观视域和微观视域相结合的理论范式至关重要。
第二，以丰富的微观权力的网络体系或者复杂星丛为中介或者活动平台，建立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宏观结构与个体的微观活动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动交融关系，走出关于二者关系的外在对立和决定论的宏观理解模式。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确立对于人类的历史认识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一方面把历史奠定在人所特有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强调人类历史服从于内在的规律，这两方面的思想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然而，在抽象的宏观理论范式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常常呈现为外在的二元对立的状态，人们或者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宏观社会结构决定个体的活动，或者强调个体的自由自觉的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显而易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根本争论都与此有关。在这里，必须引入微观理论视域，才能内在地解决二者的统一问题，已经有学者尝试着这样去做[9]。然而，只有用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去完善和补充传统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论范式，并以自觉地建构起来的微观权力网络体系为中介和活动平台，才能真正建立起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规律之间的内在统一。在这方面，萨特在建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时所做的方法论探讨，对于我们建构微观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整体化）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感，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过分普遍化容易导致对个体和特殊性的压抑，即“人学的空场”，因此，萨特提出要用中介方法和前进—回溯方法来补充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方法。具体说来，中介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中，不是简单断言社会构成因素对人的直接决定，而是充分重视精神分析学、微观社会学等辅助学科的作用，寻找人和历史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和因素，如与人的活动直接相关的家庭、童年的经历、周围的直接环境、个体心理、情感因素、两性关系等，从而使人成为历史运动中的丰富的个体。他进而强调，要运用前进—回溯方法具体分析社会整体和个人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无论是社会整体通过各种中介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和决定，还是个体实践在各种中介因素的制约下对社会环境的自主选择，都不是单向的和一次性完成的运动，而是双向往复的运动[10]。
第三，充分把握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领域通过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而重新一体化的趋势，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宏观的、微观的、多维的、多层面的、多视角的透视，解构单纯宏观权力霸权的宏大叙事，破除外在的决定论历史模式。具体说来，一方面，鉴于在当代社会结构中，不再存在界限分明的政治领域或经济领域，因此对于经济、政治等社会领域不再作单纯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封闭的分析，而是开展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把握；另一方面，无论对于经济、政治，还是别的领域的分析，都不能停留于一般的抽象的宏观把握，而是要深入到文化哲学的微观分析层面，例如，对于政治治理的分析，要综合国家权力、宏观政治治理、行政管理、公共领域、社会自治领域等多层面，以及政治文化理念、宏观经济调控、微观市场运行、个体政治参与等多视角的微观分析，从而真正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丰富内涵，回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丰富性和文化丰富性，形成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结合、社会诸领域内在融合的社会历史分析。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中，不再有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的空间，无论是宏观的历史规律还是具体的实践活动都不再是一种受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铁的必然性的自然进化论和线性决定论进程，而是充满文化创造力的人的历史进程。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作为历史解释模式的文化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解范式。文化哲学反对意识哲学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的方法去剪裁人的实践活动的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做法，反对把历史的内涵简单化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经济、技术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更反对运用几个决定性因素把历史描绘成一种类似自然的线性决定过程。它坚信，任何一种因素，无论如何重要，都不可能独自决定历史的全部内涵和命运，它肯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化、个别性、差异性及其价值内涵，强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各个维度的全面展开的过程，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包含着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本发展趋势。
上述工作只是我们在新时期深化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准备性工作，我们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范式能否真正确立，还取决于我们在面对当代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时能否真正形成具有突破性的新认识。例如，对于凭借着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正从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社会，对于正在吸引全球关注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分析，如何能够不再停留于传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彼此分离的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而真正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中，在当今世界的变局的背景中，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多维度视域融合，宏观的和微观的多层面分析紧密结合的具体而丰富的理论把握，这是当代社会历史现实对于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提出的最大的挑战、最大的课题，它呼唤理论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急切地期待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实质性转换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