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方面对今天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思想资源进行了基本的透视，另一方面尝试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框架中使一种微观视域得以建构，或者是使其内在已经包含着的微观视域走向自觉，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对上述尝试进行某种“合法性”论证。近年来，我们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种质疑就是认为，这种微观视域的研究或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理论范式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且容易导致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存在着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危险。因为按照一种比较常见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从本质上讲必然是宏大叙事，它的创立对社会历史理论的革命性贡献，就是超越繁杂琐碎的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出关于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

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关于上述置疑和争论，以及关于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的合法性问题，我在这里无法全面细致地展开，也不愿意作那种“Yes or No”的简单的断言式的回答。我想围绕着两个问题加以讨论：一是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范式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传统，或者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否包含这种微观研究或微观范式？二是我们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研究范式的建构，其针对性是什么？这样做是否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我想，这样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促使我们比较全面地把握我们的探索的“合法性”，即比较全面地理解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和宏观视域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是互补的和内在有机统一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范式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传统的问题，我认为，总体上可以这样来加以判定：由于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现实和时代任务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历史理论变革的要求，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但是，马克思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建立在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丰富的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具有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

有一个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今天的大多数学生、读者，甚至包括不少的研究者，都是通过我们几十年编撰的理论教科书或者教材来阅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教科书基本上是以原理、原则、理论要点、概念、范畴等构成的理论体系，其优点是可以让人比较快地把握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也容易让人们远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因为，即使这些教科书中我们看到的点滴具体事例也常常是给定的规律的附着物和注脚。然而，如果我们走入马克思恩格斯浩瀚的著述文献，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由原理、原则、理论要点等凝聚而成的理论框架，而是关于无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丰富的、鲜活的分析，其规律性认识和方法论揭示都内在于这些微观的具体的分析之中。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理论建构成简洁的思辨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强调自己的理论探索的实践品格和革命本质。在这方面，有两点特别能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理论定位的清醒意识。一是反对理论思辨和抽象化。马克思从自己的哲学生涯伊始，就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反复强调哲学要以其内在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冲破体系的束缚，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而不是在纯粹的理性王国中开展批判。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的那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的断言。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时多次直指它的思辨意识哲学范式的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11]二是反对脱离生活世界的思辨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作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这样批判传统历史观：“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2]

因此，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献中，处处可见的都是这种关于现实的人和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和现实的具体的、微观的分析。例如，人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一直占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那种对“抽象的”、“理想化的”、“大写的”人的一般呼唤或描绘，而是对各种具体的人及其境遇的描述，例如，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的、非人化的劳动者，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饱受压迫的女工、童工、工人家庭等，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以及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的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等[13]。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4]。再如，马克思特别重视具体化的方法论，他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还可以列举许多类似的分析[15]。这些思想资源，连同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对20世纪的人类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此福柯也充分意识到，例如，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年鉴学派开启的微观历史视角时，明确指出，“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16]。

当然，必须在这里明确的一点是，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微观理论思想资源，但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政治哲学、微观史学或者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马克思当时所关注的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是宏观的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宏观的权力（政治权力）及其普遍的规律，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宏观的发展模式等。这些也刚好构成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宏观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处在人类历史主要由经济、政治等主导领域和宏观权力所左右的时代，他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刚好是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世界性的市场、资本的逻辑、机械化的大生产构成的主宰一切的宏大的经济力量，以致马克思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7]。其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理论的总体倾向是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规律和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在对繁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突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此作了说明，他指出，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8]。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我们断言马克思学说中没有形成自觉的微观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时，是针对着今天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忽视微观分析的问题而言的，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根本就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提出，因为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不可分的有机统一是他们一直坚持的理论范式。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加强社会历史理论微观研究范式的建构是否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是否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还是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但是，宏观分析是否拥有扎实的和丰富的微观分析作基础，所揭示的规律的性质和所表述的宏大叙事的性质是有质的差别的。进而，并非任何关于规律的认识都适合于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把握。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之间不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区分，强调政治既是宏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19]。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曾指出：“‘宏观’和‘微观’层面之间存在着间距和鸿沟，并非就容许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二分开来，更不允许我们‘忽视’其中的某一个层面。不可还原性并不等同于截然分立。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对应性以及同源性。”[20]因此，不存在绝对的宏观解释模式或者微观解释模式，一种健全的和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历史理论，一定是兼顾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一方面善于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而突出其中的某一个维度，另一方面又善于保持二者间的有机结合，不会用其中的一个维度来否定或取消另一个维度。分析一下当今人类的思想发展状况，特别是社会历史理论发展状况，就会发现，能否将宏观解释和微观解释有机结合直接影响到特定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这方面，如上所述，马克思思想的确是一种我们应当学习的楷模，赵福生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认为马克思研究范式的优势在于：“他走入实证科学，又走出实证科学；他走入微观分析，又走向宏观分析；他走入具体人群，又走向全人类；他走入微观史学，又走向总体史学”，而相比之下，“传统意识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共同的弊病就在于只有走入，传统意识哲学走入宏观视域，而没有走出宏观视域，所以陷入抽象化、体系化；后现代哲学走入微观视域，却没有走出微观视域，所以陷入断裂化、破碎化”[21]。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

进而，我们应当具体分析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范式同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之间的特殊关联问题。如上所述，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强调加强社会历史理论微观研究范式的建构并不是要否定或取消宏观研究范式。同时，能否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宏观分析还是进行微观分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因而，那种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断言微观视域必然会导致否定社会历史规律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构建什么样的理论研究范式，对于能否真正把握社会历史规律，却是关系紧密的。具体说来，在今天的理论研究中，人们一般都承认，不能把社会历史规律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取消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人的历史创造的可能性。但是，人们较少考虑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虽然有着本质的联系，但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因此，必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才能真正有效地加以把握。假如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揭示和概括社会历史规律，就会把历史必然性变成与自然科学规律无异的“经济决定论”。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就专门探讨了两种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不同。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它强调“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就在于它们与同一概念中所包摄的对象具有相同之处，而一切纯粹个别的东西都是‘非本质的’”[22]。而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因此，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只有个别化的历史研究方法才是适用于文化事件的方法。如果把文化事件看作自然，亦即把它纳入普遍概念或规律之下，那么文化事件就会变成一个对什么都适用的类的事例（Gattungsexemplar），它可以被同一个类的其他事例所代替”[23]。

这正是我们担忧的地方和问题：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甚至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常常由于忽略、懒于、不屑于或者拒斥微观分析，不仅没有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作出具体的、微观的深刻分析，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作出各种理论结论时所作的具体的和微观的历史分析也不甚了解。结果人们常常轻车熟路地、得心应手地从现成的原理和结论出发，对今天的现实作一些蜻蜓点水式、外在观望式、标签套用式的笼而统之的远眺。这常常容易导致双重消极后果：一是由于把历史规律变成自然规律式的“铁的必然性”，变成了盲目的经济逻辑，结果人们以一种貌似坚定不移地“坚守”历史规律的方式取消了历史规律；二是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无法切中和穿透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成为缺乏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抽象教条和思辨的理论推演。因此，我们提出加强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的建构，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绝不会导致否定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相反，这应当是在今天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包含着丰富多样性和差异性、包含着丰富的创造性空间的社会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摆脱了思辨抽象性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4]

行文至此，我想起恩格斯晚年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德国青年理论家的担忧。恩格斯发现，一些青年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因此，恩格斯告诫：“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5]恩格斯120年前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真的好像是在说我们今天的事儿。在那封信中，恩格斯还特别说道，“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26]。这正是我们对今天的理论研究的担忧所在，也正是本文所提问题的针对性所在。如果不积极探索用一种微观分析的视域认真思考今天丰富的现实，从而形成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更加丰富的认识，而只是站在那里宣布“坚持理论立场”，轻车熟路地运用各种“套语”，并对新的探索加以“扣帽子”式的指责，那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1] 衣俊卿，1958年1月生，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150080）。

[2] 我这里使用的“社会历史现实”大体上相当于socio-historical reality，也可以粗略地称之为“社会实在”。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参见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5]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152—15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6] 这里所说的“传统的”并非在非严格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术语，我是在相对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兴起的微观理论范式的意义上把此前的主要类型的宏观理论范式一般地称之为“传统的”。

[7] 参见E.Laclau，and Ch.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5，p.1.

[8] 参见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6）。

[9] 参见王晓升：《社会历史观研究中的微观分析与宏观描述》，载《教学与研究》，2009（2）。

[10] 参见［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34—5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8、8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

[15] 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赵福生近几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参见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载《求是学刊》，2008（1）；《福柯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微观比较》，载《理论探讨》，2008（1）。

[16]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2版，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1—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12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0]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volume 2，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8，p.140.

[21] 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载《求是学刊》，2008（1）。

[22]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3]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72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