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所使用的“社会历史现实”[2]并非一个严格界定的、业已规范地运用的哲学范畴，我用以大体上指谓给定时代的人类实践和社会状况。我认为，谈论社会历史现实首先关涉到人的实践活动的状况，但是，又并非笼统地讨论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而是侧重于思考在人的丰富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历史现实接近于社会存在这一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又不局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而是包括了构成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活动的多样性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历史现实主要是指在人类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中所凝聚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社会关系等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它们对于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内在关联。在我们看来，这种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应当是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主要对象。

基于这样的界定，我们在这里所要把握的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践形态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变化，而是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在基本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以及以社会历史现实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相应发生的范式转变。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课题。我们首先简要地对比一下当今时代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几个重大变化。应当说，影响或促成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的因素比较多，其中主要的因素至少包括这样几个：科学技术革命性进步以及知识积累的加剧和向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渗透、世界历史进程加速和全球化时代的开启、信息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文化的自觉与文化整合力的增强，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不去具体解析这些因素，而是把它们当作引发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的前提性因素接受下来。我认为，对于社会历史理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社会历史现实变化至少有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从社会结构或构成上来看，由于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伴随着工业文明而彼此分化的社会诸领域呈现“再一体化”和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从而导致各领域之间界限的模糊，并使社会构成呈现内在差异化和多态化，消解或削弱了主导型领域的统治地位或控制作用。

人们通常习惯地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精神或文化等几个主要领域。由于人类分工状况和社会控制方式的原因，这几个领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相互关系和地位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前工业社会或前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般呈现为“领域合一”的状况。这种合一或是表现在人类初始自在的血缘文化、宗法氏族体系和自发的日常经济活动的未分化状况，或是表现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政治的强制统治为核心将各个领域通过臣属关系而形成一个整体的情形。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分工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走向了“领域分离”[4]。各个领域之间的强制性约束关系开始消解或减弱，不再存在着某一支配和统治所有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各个领域开始走向自律。不可否认，这种领域分离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比较大的驱动作用，使社会各个领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快速发展：分工的合理化和效率的极大提高、依据契约原则的法治和政治民主化，等等。同时也形成了社会结构或社会构成中宏观的经济、宏观的政治等领域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其余领域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的格局。

然而，在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领域之间出现了一种重新一体化的趋向。当然，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不是回到前市场经济时代的“领域合一”状态，不是通过确立某一领域的中心地位或取消各个领域的自律性或相对独立性而把社会各个领域强制性地纳入一种集权的一体化之中。这是一种全新的一体化，是在尊重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自律性，尊重合理的社会分工原则前提下通过自觉的文化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有机的一体化。其中，文化不再是以与政治经济相分离的、外在的、相对独立的、被决定的精神文化，而是真正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内在的机理和图式。这是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时代。

促使这一文化整合和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因素是人类全方位地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看，最深刻的变化是生存方式，即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最能展示文化的整合力量的方式，它使文化的力量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例如，在信息化时代，经济与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知识含量和理性内涵的急剧增大，价值选择、文化设计已经成为所有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导致交往的全球化，导致交往主体的空前平等与自主选择，主体间的跨文化交往和商谈伦理的日渐突出，优化的政治文化、经济理念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的文化冲撞中取得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使一切文化领域和文化成果从创作到使用（消费）空前普及和平民化，导致了政治的非神秘化和公开化，导致了哲学等精神活动领域的非神圣化，等等。同时，伴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消费社会的出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传统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日益超越了纯粹工具加工活动和直接的交换活动的特征。摆脱直接性使用价值束缚的理念、价值、形象、想象、追求、希望、策划、设计、广告等体现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要素开始从传统经济活动的外在附属物转变为内在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出发点和主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传统界限或外在性开始消失或模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波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物的符号化和仿真现象的批判中，曾用仿真（simulation）、内爆（implosion）、“超真实”（hyperreality）等概念描述在后现代背景中，形象或仿真与真实之间、符号与经验之间、信息与娱乐之间、文化与经济、影像与政治之间的界限的模糊[5]。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阐述了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现象。这样一来，原本彼此分离的、自律的宏观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彼此渗透和相互融合，形成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多态化的、非中心化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星丛。

第二，从社会运行和控制机制来看，由于社会诸领域的“再一体化”和相互融合，社会的主导型、中心化的宏观权力逐步分化为非中心化的、弥散的微观权力（例如，微观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从而使社会的控制机制由几种宏观权力的彼此冲突或相互博弈逐步让位给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的相互制约和差异化共生。

一般说来，在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文明的普遍的理性化进程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是宏观力量或宏观权力，其中既包括宏观的生产、交换体系所形成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力量，也包括由国家机构和社会管理机制形成的宏观政治权力，由此形成的宏观政治一般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这种社会运行机制中，社会的控制和治理主要依靠国家权力和政治管理体制等宏观的公共权力来实施，而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时，一般要通过宏观的革命（多半是暴力性质的变革）和政治运动来实现。

而在信息化时代或者在后现代的背景中，构成社会运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要素除了宏观的政治权力或者宏观的经济力量外，越来越多地大量涌现出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权力，例如各种相对自律的公共领域、非政府组织、边缘群体、社会微观结构和层面上的微观权力，以及以符号、形象、符码、仿真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经济的经济权力和渗透到所有社会领域和层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权力。这种内在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所有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形成了所谓的微观政治，而社会的运行和控制机制开始表现为这种中心化的宏观权力和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网络。一般说来，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真实与符号（符码）彼此渗透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或者微观政治结构，既可能为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提供空间，也可能使理性对人的统治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对这种控制机制的抗拒和改造往往同样需要各种多态化的、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的多维反抗，而无法沿用传统的宏观政治变革模式。

上述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虽然不能涵盖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全部变化，但却代表着它的根本性的、方式的、范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我们透视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思想模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提供了依据，我们发现，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自律的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向多态化的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的这一深层次转变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必须加以关注的今天的社会思想资源。对此，我们可以以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为例略加概括分析。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断定，哲学社会科学中传统的[6]主导型的研究范式更多地是以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为关注对象，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追求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具有决定论色彩的宏观理论范式。我们可以列举不同学科的情况。首先，传统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政权的更迭、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很少关注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其次，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学情形也十分类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历史学就是历时态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史学与传统宏观政治学往往有着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爱好，都以宏观政治，即宏观权力为核心。前者基本上围绕着君主、伟人、大事件而展开，主要表现为宏观政治史；后者主要围绕着国家制度安排和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展开，更多地表现为传统史学的积淀。在传统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中，大人物、大事件、大政权、大结构之外的日常生活和细微的社会结构或领域，基本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史学价值。最后，与传统政治学和历史学相比，理性化进程中深受自然科学普遍化范式影响的意识哲学最集中、最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宏观理论范式的特征和本性。理性的普遍化要求、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范畴对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使得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无论面对自然的对象还是社会的存在，都以普遍的、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和必然性为核心，而生活世界、个体的活动、日常的琐碎存在所体现出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等统统都被抹平。在意识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中，历史的发展主要是基于宏观权力运动和宏观领域制约的必然的、决定论的进程，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化身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例如，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关于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历史决定论等宏大叙事。这些是意识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关于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最大变化或者创新就在于对上述宏观理论范式和现代性所代表的宏大叙事的批判和解构，从而使一种以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为关注对象，拒斥宏大叙事，保护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微观理论范式开始走向自觉。我们同样可以列举几个学科的情形来说明这种变化。首先，在史学界出现了自觉的微观理论范式，法国的年鉴学派最先自觉地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宏观理论范式和宏大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出现了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以及新文化史、系列史、心态史等，这些流派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共分三卷，其中第一卷就是《日常生活的结构》，主要讨论15—18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这一时期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和细节，把日常生活作为解读这一时段历史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之后，更是出现了以“历史的碎片化”为特征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其次，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多种形式的微观政治学，或者是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或者像福柯那样，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被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揭示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弥散于日常生活和不同社会层面的微观权力，也即知识性的权力或文化权力。微观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还确立了微观权力的反抗模式，即各种多元的抵抗，多元的自主斗争。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墨菲、雅索普等人更是基于微观权力样态提出社会主义的新策略，他们关注新兴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等，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微观的政治斗争[7]。最后，在哲学领域，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起，从不同侧面反对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的意识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形成文化哲学的微观理论范式。例如，20世纪哲学的重大创新之一是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日常生活批判范式的要点在于，它不再孤立地探讨和强调政治、经济等宏观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把所有的社会历史因素都放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和评价。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把批判的触角延伸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现代人的生活的各个角落，一直深入到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消费社会文化心理分析等。后现代理论思潮更是把解构宏大叙事、彰显微观权力的导向发展到了极端。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模式、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变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学科或领域存在着走向极端和片面化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析、鉴别和批判。但是，必须看到，这种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型不是随心所欲或者心血**，而是适应当代社会历史现实深刻变化所作出的积极的调整和理论创新。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目前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无论是对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层变化，还是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积极的应答。这是我们的哲学研究鲜有创新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