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空前的文化焦虑的时代，20世纪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的时代。与此相适应，20世纪也是各种自觉的文化理论研究最为发达的时代，曼海姆在20世纪上半叶就断言，在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除自然科学外）都已经成为文化的科学，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则都已变成文化的哲学”[1]。他还特别指出，关于文化的自觉的理论研究始于当代，“从历史哲学的立场考虑，文化社会学产生于当代”，而且不止是文化社会学，“包括文化哲学在内的相关学科也产生于当代。尽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导，当今人文科学体系的整个体系旨在努力从其历史进程及其系统特性方面来领悟文化现象”[2]。在曼海姆看来，文化社会学和其他关于文化的理论学科产生于当代，并不是单纯出于理论家的学术偏好和理论兴趣，而是因为人类现实的文化出了问题。而且，“有关文化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并不是由于某些人进行了三段论推理，而是由于文化本身出了问题”[3]。

应当说，曼海姆的分析抓住了文化问题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关键，我们讨论近现代的文化自觉时已经分析了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文化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都应当具有某种实践品格和现实诉求。在这方面，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不仅实现了关于文化理解的理论创新，而且比任何其他文化理论都更加鲜明地展示出自己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实践品格，因此，它对20世纪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创立的文化理论在20世纪从理论变成了实践，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在全球许多地域具体地展开。尽管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遭受了不少挫折和曲折，但是，它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的和积极的影响，已经构成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内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也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各种政策调整。特别重要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涌现出一批高度关注人类命运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对发达社会背景下西方理性文化危机及其后果作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些文化建设实践和历史进程又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

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当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回头审视一下20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状况时，那些曾经深深困扰着现代人、引起社会普遍的文化焦虑的文化问题，在今天是否已经得以解决或者缓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人类在应对现代文化危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在意识上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各种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特别是表征现代性的理性文化的极限，以及现实的和潜在的消极后果，并且通过深刻的文化批判在自觉修复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文化问题并没有根除，因为文化问题往往是人的生存方式自身的根本性问题，而改变和优化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开放的、永远无法完结的人类任务。不仅如此，从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遭遇的最大现实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样一来，20世纪的各种文化危机和文化问题，以及一些新的文化问题开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更加复杂的关联形式呈现，其严重性和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自觉的文化理论不仅不会从历史的舞台上退场，而且将承担着更加繁重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21世纪进一步彰显当代价值的更大的社会历史空间。毫无疑问，在21世纪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清醒把握全球化的文化逻辑，自觉地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文化使命。

在世纪之交，很多理论家意识到，从20世纪后期开始，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在更多的维度上展开，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理性文化的反思批判问题，还越来越多地同更多的国家的发展问题紧密相关，而这些发展问题又是在全球化视域中展开的。世纪之交，美国哈佛地区一些学者曾发起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问题的专题研讨，其中贫穷国家，以及美国少数民族成就不足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4]。亨廷顿在为研讨会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指出，20世纪社会科学界对于文化作用的重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5]然而，在其后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数的兴趣开始回升。到了世纪之交，关于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升温。按照研讨会组织者劳伦斯·哈里森的说法，“在过去15年中，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6]。

亨廷顿认为，20世纪末人们对文化的关注是与对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问题的关注紧密相关的。他以韩国和加纳为例，从文化的视角对两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作了比较。亨廷顿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经济构成、出口、接受援助等方面都十分相似。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民主体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而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差别？“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7]

劳伦斯·哈里森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8]他认为，人们曾经对这些国家的快速发展抱有乐观情绪，但是，当我们走进21世纪的时候，乐观情绪已经被挫败和悲观所代替。因为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在许多国家中，人民的物质状况甚至比半个世纪前并无改善”[9]。劳伦斯·哈里森把其中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这些国家文化对于发展的阻碍，而政府和社会各界往往忽略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他提出：“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阻碍进步，也可以促进进步，可是它们的作用一直大体上受到政府和发展机构的忽视。我相信，将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因素纳入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办法，会确保在今后50年中世界不再经历多数穷国和不幸民族群体过去50年来所陷于其中的贫困和非正义。”[10]哈里森还指出：“一种注重文化和文化变革的重要而且令人抱有希望的思潮正涌动于世界各地，它关系到穷国，也关系到富国中的贫穷少数民族群体。它其实并不新。它的源泉可以回溯到班菲尔德、韦伯、托克维尔，至少再追溯到孟德斯鸠。它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的境遇优于另一些国家和民族/宗教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巩固民主体制和社会正义方面亦是如此。这些经验教训正日益得到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得到实际应用，将会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尚未得到繁荣、民主和社会正义的人民照亮进步之路。”[11]

应当说，这些理论家关于发展和文化的内在联系的探讨对于更加全面认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文化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在这些西方学者关于发展和文化问题的理解中，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即他们大多强调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文化模式和价值观的落后阻碍了它们接受或者建立现代生产方式、制度安排和社会生活，因此，问题的出路在于这些国家要自觉地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理性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分析抓住了一些问题，但是，所形成的认识和结论还不够深入，只停留于文化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深层次。我们且不说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是一个历史积淀，不可能通过其他文化的简单移植而完全根除原有状况的问题。这里要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困境仅仅是自身文化和其他原因的结果，还是与不平等的全球化体系和国际秩序有密切的关联？事实是，发展理论领域的许多理论家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心和边缘分化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因此，我们必须把发展所遭遇的文化问题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审视，才能更加深刻和全面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不容置疑的是，当代人类文化面临的巨大问题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经济全球化展示出强有力的文化逻辑，引发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霸权的共存与张力。因而，在当今时代，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是，文化也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全球化的文化逻辑。

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人类生活于一个呈现出强烈的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格局之中。全球化目前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注的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发展和每一个民族生存的热门话题，也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不可逃避的现实生存境遇问题。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然而，全球化的内涵绝不只限于经济层面，它必然以某种方式渗透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全球化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体系的建立必须有所有参加者共同认可并遵守的共识性规则，由此也导致了经济运行体制及相关法律体制、公共规则等体制的全球化。这其中包含大量的法律规范、经济理念、运行规则、价值因素等，实际上就是以体制或制度形式存在的文化。忽略了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很难真正建立起来。对于这一点，中外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有共同的见解，例如，一些学者断言，“全球化话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文化的回归”、“文化全球化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全球化所驱动的”，等等。[12]应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市场和全球范围的经济交往与经济一体化时，就预见到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明确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德文形式是Literatur，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因此，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在信息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某种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文化开始生成。现代信息技术所支撑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方式则为这种文化整合与世界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包含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将给人类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以经济运行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可回避、不可抗拒的客观进程和历史趋势。不可否认，当代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和深化密不可分，中国也同样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入世”十一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全球化给更多的民族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和后果的确是多重的和极其复杂的：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先发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往往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在资源和资金等方面遭受着剥削，面临更多的风险考验，这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对所有国家和地区而言，以合作、交往、一体化等要素组成的全球化进程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把所有的优势、积极成果集合与放大，也可能使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通过“蝴蝶效应”而激增与扩大。比如，欧盟的设计者当初只考虑到优势和实力的聚合和最大化，没想到历史呈现出的却是风险和危机的致命放大，等等。

在文化层面，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更是复杂而深远的，它一方面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有助于形成多样的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氛围；另一方面欧美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地位和优势，强力输出其制度文化和价值，又形成了新形式的霸权主义，破坏着世界的平等交往和文化多样性。应当说，自从人类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在强调普遍性的理性文化的强势传播的背景中，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霸权的共存与张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民族所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在描述文化的多样性时，曾经引用过印第安人一句谚语：“开初，主神赐给每一个人一杯泥土，人们就从这杯泥土中吸吮着自己的生命。”[14]本尼迪克特描述道，一个印第安酋长雷蒙曾向她谈起了这个谚语，他说：“每一个人都曾使杯子渗满水，但是，他们的杯子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的杯子被打破了，它早已成为过去的事，而永远不复存在了。”[15]的确，每一个民族在起源时，都有自己的杯子，即自己的文化，他们从中吸吮他们的生命，获取他们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本尼迪克特认为，在现代社会，许多原来充满生命活力和文化意义的杯子被打破了，人们依旧用杯子喝水，但是许多杯子往往盛着同样的水。在她看来，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人们的物质生存，而在于人们的文化生存。她认为，这个印第安酋长“所说的意思并不是指他的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他感到，有许多和生命同样宝贵的东西已经失去了，那就是整个印第安民族的习惯准则和信仰”[16]。显而易见，这种文化的改变是非常深刻的变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普遍的理性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依托其特有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金融等力量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使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可抗拒之势布展，猛烈冲击着各种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应当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都要经历各种更新和转型。相对落后的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自身具有的阻滞社会发展进步的机理和要素，毫无疑问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创新。但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多元存在不仅维护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保持着多样性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创新机制，而且这些文化对于其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还提供着某些安身立命的意义和动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因此，马克思晚年基于对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而赞同这些国家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在积极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存在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问题。这种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危害直接体现在对西方理性文明和文化精神之外的各种文化的不尊重、歧视，体现在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摧毁，进而在深层次上导致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否定。这种文化上傲慢的“西方中心论”的致命后果是否定世界各国发展模式、体制、道路和价值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只承认西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并且对自身的体制和模式同样有可能走向僵化和危机的风险视而不见，继续固执地用固守几百年不变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模式来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新问题，并通过双重价值标准来推行全球霸权主义。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显然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主导的这种霸权主义的文化逻辑所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全人类各民族普遍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而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很多经济学家发现，1800年之前的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支配：“人口守恒”与低水平的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而1800年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经济异常活跃、快速增长的时代。毫无疑问，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奠基于关于资本的分析之上。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展开显然得益于这几个要素的强有力支撑，不仅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资本的逻辑虽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发展成果直接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服务。相反，资本服从自身的逻辑：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流动、增值、逐利。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逻辑。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结合资本的逻辑的各种新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资本的约束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难看到，今天的人类依旧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更加多维地表现出来：在资本、技术和市场规则制定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基础上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而工业革命“却通过一种近来被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过程导致不同社会间收入不均的增加。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0∶1之高。当今的世界是史上最富有人群和最贫困人群并存的世界”[17]；进而，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福利政策等措施的实施，曾经使人们相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事实上，随着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曾引以为自豪的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松动和不稳定，人们看到了“华尔街”所代表的1%和99%之间的天壤之别，日本学者宫川彰曾计算了松下幸之助的收入，“他每天消费之后留下的财产是906.7万日元，即每天储蓄906万日元。而对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每天劳动成果的收入大概几千日元到一两万日元，两者的差距简直难以想象”[18]；此外，在资本的流动和市场的运行中，物化人格、异化、不健康的消费、货币拜物教、社会冷漠等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正因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20世纪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展示出人类的创造力，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处在21世纪开端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问题：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冲突、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政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城市骚乱与区域动**、生态危机与资源争夺、科学创新与技术异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强国与新兴经济体、文化交锋与宗教冲突、政治霸权与价值冲突、外交竞争与军事冲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自然灾害，以及防不胜防的全球问题，等等。因而，如何引领全球化的文化逻辑朝着有利于人类文化繁荣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演进，应当是各种文化研究、文化理论自觉关注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应当自觉担当的历史使命。

首先，应该形成关于全球化的正确的价值判断和理论态度：在实践上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价值上对其形成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具体到文化层面上，必须通过清醒的批判意识引领文化全球化朝着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方向演进。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不能是所有民族文化的趋同化，而应是一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机制，是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而共同维护一些关系到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文化价值。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和世界文化的生成，绝不意味着一切民族的本土文化的彻底消亡和一种无地域差别和无民族差异的大一统的世界文化的建立。实际上，在任何条件下，文化的世界化和文化的民族化、世界文化和本土文化、共性的文化和个性的文化都是共生的，互为存在条件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不是单一的、一元的文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多元文化的互动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也不能是各民族文化的普遍“西方化”，不能是“西化”的文化霸权的一统天下，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格局。不可否认，在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所描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不平等现象，即文化的中心/边缘、西方/东方、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文化生产国/文化消费国等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构现象。但是，必须认识到，文化全球化所包含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对话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提供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20世纪的一些新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变化：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和思潮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探索以及它们的民族觉醒和对发达国家的文化反抗、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信息化和网络化生存所导致的文化交流的非中心化或平等化趋势，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不可能继续固守西方的文化中心或霸权地位，相反，会在文化多样性的氛围中为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争论提供机遇。

其次，要引领文化全球化朝着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健康方向演进，在理论层面上的核心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诉求。20世纪的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倡导的文化理想无疑是人类社会最正确的价值诉求。作为一种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类精神的丰富、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虽然反复强调物质生产和经济运动的基础地位，但是，其最终的价值诉求是使人类摆脱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支配，超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状态，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实现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文化共同体。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期发展所积淀的思想和精神的精华，无论对于人类抵御技术理性过分膨胀而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对于人类反思消费社会的物化结构和价值冷漠状态，还是对于自觉地抵御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霸权主义，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最后，要引领文化全球化朝着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健康方向演进，在实践层面上的核心任务是更加积极地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凝聚力，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抵御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维护人类个体自由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竞争力。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承担着更加重要的使命，这就是如何能够更加自觉地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创造力，同时为人类文化更加平等地交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科学地阐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意义和价值，更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并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体制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以形成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发展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之一是肯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体制机制的包容性，因此在应对东欧剧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和冲击中，中国不但坚持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多极化世界中影响日益提升、举足轻重的一极。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既积极地推进改革创新，向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又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又不把自己的道路作为唯一正确的模式去剪裁其他国家的发展。尽管中国的发展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形成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道路、一种模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应该一方面积极收获全球化的成果，借鉴世界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认清自己的国情，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

显而易见，这种发展观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核心精神和价值诉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彰显，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性的文化要求。因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建设方面都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任重道远。

[1] ［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11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2] ［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3—4页。

[3] ［德］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要》，417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4]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6—1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前言1—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7页。

[7]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前言1页。

[8]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9]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2页。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24页。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439—440页。

[12] 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22、130、29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20—2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5]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21页。

[16]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21页。

[17] ［美］格里高利·克拉克：《应当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8] ［日］宫川彰：《解读〈资本论〉》第1卷，1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