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从关于人的本质和实践活动的理解出发，强调文化所具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并以此来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种关于文化内涵和规定性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关注点并非关于文化现象的专门研究，而是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入思考。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是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本身，而是以关于文化的理解来丰富关于社会历史运行机制和发展进步的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其社会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意义上，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就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主要内容。长久以来，受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解侧重于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个基本原理来诠释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习惯于把文化赖以产生的源泉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归结为人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应当承认，上述理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同样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只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我们才能全面地和正确地把握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这种理解中，也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对唯物史观作了庸俗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解，从根本上忽视文化的特殊性和丰富内涵，从而遮蔽掉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多重作用，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种“无主体”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我们要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丰富理解，特别要全面地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互相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

一、文化观念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按照传统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文化上层建筑的观点，经济基础是文化观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实践基础。对于这一基本观点的内涵，人们已经熟知，在这里不必详细展开。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的、外在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多维的、复杂的交互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因而，为了深刻而全面地把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多维的辩证关系，我们首先应当从防止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误读入手来加以阐述。

1.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误读问题

在现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论述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规律以及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解读。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的关系时，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观念），经济基础是文化观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内在根据，它们之间是原生和派生的关系，而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积极作用。这种错误认识源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49]这里，马克思非常缜密地阐述了唯物史观，明确提出并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并不完全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它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而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只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变革对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对上层建筑变革作用的阐释，忽视了上层建筑变革对经济基础变革作用的准确把握。因此，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不完备的。

实际上，一方面，经济起基础的决定作用，文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受经济基础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文化又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它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但是，任何原理命题的意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要充分理解此命题提出的语境和历史背景。马克思提出这些思想时是有具体的语境和历史条件的：他一方面肯定经济必然性对于人的存在的制约作用，但同时又强调这种历史存在状况的特定历史背景，即属于人类历史受制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而呈现的一种异化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言，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样论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1]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特指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特性。他所强调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是泛指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而是特指“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运行。马克思认为，人不可能摆脱这些具有盲目特征的经济必然性的制约作用，但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质又可以对经济必然性进行驾驭和控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针对当时人类所遭受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异化环境提出上述理论的，而经济决定论者却把这个理论加以抽象化和普遍化，制定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规律。其实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实质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何种意义上与自然历史过程相似？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和整个经济规律的基础的特殊性来谈这一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人类异化的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才是“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把社会形态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把生产关系的核心归结为静态的所有制关系，又把静态的所有制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水平。……其结果是把生产力与所有制的中介环节——‘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过程抽象掉了。于是，历史规律被抽象化、预成化，历史被片面化，社会人的发展就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悄悄地抹掉了”[52]。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只是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中，这种“决定”才会以一种严格的、强制性的方式发挥作用，文化观念才会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伴随现象和对于经济运动的一般性反作用。而随着人类自觉的活动对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的控制，随着人类知识积累和文化自觉的提升，先进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会越来越增强。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内涵。马克思当时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批判，他认为，在商品拜物教条件下，人类历史就像自然界的历史一样，是一个物的必然性过程。在此条件下，主体的人屈从于物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人类历史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确切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物化历史过程”。例如，霍克海默这样解释道：“这个过程不是在自觉意志的控制下完成的，而是作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实现。日常生活是以盲目的、偶然的、片面的形式，从各个个人、各种工业、各个国家的混乱而无秩序的活动中产生的。”[5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上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胜利，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并非是人，而是物。经济决定论对于唯物史观的误读是把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社会发展特征解读套用到一切的人类社会中。

恩格斯晚年在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说明。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54]“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55]

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克思虽然承认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夸大它们的功能。当时流行的“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认为，精神文化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能导致整个时代的覆灭。马克思批判了这个观点：“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56]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的强调，主要是出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宣言的“绝对精神”或是“道德情感”至上性的批判。黑格尔把“精神原则”文化观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源泉，忽视了物质经济基础，从而陷入了唯精神文化论错误的窠臼。为了克服黑格尔理论的这个缺陷，马克思恩格斯把探讨的重点放在“物质的生活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7]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是我们理解和界定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基本原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前提和基础。应该说，马克思关于文化概念的这一维度是他对文化理论的独特贡献，也正是他超越黑格尔文化理论的伟大之处。无论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能动作用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文化理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2.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关系

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多维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所作的经典概括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是基本的构成要素，在这些要素之中，经济结构是决定的力量。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应该被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而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经济结构的派生物。上层建筑涉及的是人类意识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征，既包括对过去历史的延续，也包括对现存社会的反映。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因素，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外在的机械反应，而是一个统一体的内在互动作用。这种内在的互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经济基础的决定力量里面就渗透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因素。文化对具有决定性力量的经济基础作出自主的能动的反作用，进而使这种能动的反作用转化为积极的对经济基础又有决定力量的作用，从而引起经济基础更高层面的反作用。经济基础与文化都是在同一个有机社会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有着耦合互动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解读的最大问题是，离开了社会有机系统，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两个孤立的事物，片面、机械地谈论两者之间的决定作用和反作用问题。这势必会导致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单向化和单维化，预先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目标，把经济基础当作是终极的“实体”，文化等上层建筑则被看成是附属性的要素。实际上而言，在有机的社会系统内部，每一种要素对系统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经济基础的前提地位，是必然性的主导因素，但是这种主导因素的形成不是经济要素自己独立作用的结果，它离不开内部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曾经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描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58]“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9]“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60]实际而言，我们应该把“经济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是技术抽象观念体系中抽出，把它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因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总是处在运动过程状态中，而不是呈现出一种封闭的终极状态。

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文化与经济处在永恒的交互作用中，这种交互作用又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革。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61]据此，我们要反对传统理解中把文化的反作用简单外在化的机械论观点，反对只把文化看成是经济基础的附带结果或附属现象，单纯地探讨它对经济发展的加速或是延缓的作用。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是在社会发展的统一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分开的两个过程。在现实历史实践中，我们看到，经济里面充满着文化，生产力里面充满着上层建筑，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决定方面”。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它们经常交换彼此之间的地位，改变着矛盾关系的格局。“文化从根本上不是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领域或附属现象，而是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性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体和各种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62]许多思想家非常重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著名社会学家韦伯从文化层面上比较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直接论证了文化精神或文化模式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提出，中国的“社会精神气质”是儒教和道教精神，这是不同于西方经济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文化精神，它阻碍了中国理性化的进程。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经过宗教改革而产生的以预定说、天职观和入世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伦理则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的文化精神。

总之，在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中，文化不仅仅是“第二性”的。它除了在经济的作用力之下必然产生“反作用”之外，它还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主导性的决定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精神的丰富，文化的引领作用的自觉性随之不断增强。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展开的现实逻辑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通过他们关于文化与经济社会多维关系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力图说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体。正如G.S.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最近指出的：马克思更为成功之处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而不是他以结论方式所证明的资本主义为何最终必然走向灭亡。……他对未来社会的信念是建立在更高级的自由观念的基础之上的。[63]我们应当结合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的发展，展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实践性的批判维度。

1.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64]马克思这段名言所体现的就是文化理论观念和实践的关系。在对宗教批判的前提上，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的现实制度。当时德国的现实社会发展落后于英法等国的发展，但是德国人在哲学中与当代的历史同步，德国人在他们的文化理性中预见了自己与当代英法国家同步的未来历史。所以，英法等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跟现代国家制度进行实际分裂，而对德国来说，则是要与反映英法现代国家制度的文化理性相决裂。德国法哲学是唯一与英法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所以德国人要把这种思辨的历史归入现存制度，不仅批判现存制度，还要在批判现存制度的抽象观念上——即文化理性上继续。马克思既重视物质武器的不可替代性，也重视精神武器的重要作用。

因此，马克思批判了德国“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把哲学与现实密切关系割裂开来的错误态度。马克思指出：“理论政治派”的错误在于，“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65]。马克思强调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哲学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的辩证关系，指出两者的统一和转化。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统一于革命的目标：人的解放。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论述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的关系，凸显出了文化的现实实践性，论述了文化在社会革命和历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论述了传统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深化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解。任何文化创造总是在特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必定受到该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恩格斯晚年曾分析和批评造成唯物史观公式化的倾向，从文本来说，那就是当初创立唯物史观时没有对观念文化与物质生产之间，以及观念文化内部的辩证的关系作充分的阐释。恩格斯认为，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上层建筑与观念文化对历史是有作用的，有时甚至会产生主要作用；经济运动与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而存在，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作为偶然性而存在，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66]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阐明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恩格斯指出，如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新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现实的联系，“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67]。要正确认识这种一般运动规律，就要研究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动因的真正的“动力的动力”，即必须研究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必须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动机；必须研究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动机。“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68]恩格斯认为，必须从研究人民群众及其领袖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动机入手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从文化精神上揭示出这个动力，才能探索出历史发展规律。

观念文化的历史，除了归于经济基础的支配作用外，还必须充分肯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恩格斯认为，对哲学产生最大影响的并不是经济生活本身，而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观念。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69]观念文化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甚至使观念文化形成独立于经济生活的外在表现。致康·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以哲学为例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70]

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观念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他说：“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71]从上述论述，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自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观念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作用。

2.历史合力与唯物史观的完整逻辑

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恩格斯晚年面临着历史唯物主义被歪曲的诘责：很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史观”和“社会静力论”，把承认历史必然性同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混为一谈。针对由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带来的各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责难，恩格斯晚年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在肯定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强调了上层建筑诸要素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展开的现实逻辑最重要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恩格斯认为，文化的各个要素在社会发展中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72]

恩格斯在这里用“平行四边形”法则描述了社会发展中各种文化要素形成的合力。这种合力不是各种文化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文化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相互补充。每一种文化不可能单独推动社会发展，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社会发展合力。

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用几何图形来说明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其实是对其合力论思想的深化：“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73]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74]。

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合力论”的论述，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致，历史是以必然性或偶然事件的总结果的形式把单个人的意志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统一。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个体意志以及不同个体意志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恩格斯不仅明确地强调个人意志显而易见的历史作用，而且强调了“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75]，“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76]。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社会结构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避免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因此，“历史合力论”补充和完善了唯物史观，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探索和思考，使唯物史观逻辑显现更为完整。

一直以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成为唯物史观的焦点，历史当中偶然性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更是争论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肯定历史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用语的矛盾，从语义分析上就存在矛盾。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认为，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是指引历史方向的规律，然而历史像诗一样，像道德意识一样，没有规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波普尔也声称没有历史规律，认为历史事件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历史领域根本不存在规律性的东西。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的因素，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77]恩格斯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人物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和思想动机之间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当时要发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联系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使人们有可能发现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英、法两国的历史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的国家近代历史的动力。这些阶级的产生可以归因是由于经济的原因，由于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对偶然性因素、思想动机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的强调并没有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对它的有益发展和补充。具体说来，其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合力论”纠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理论活动中由于反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精神原则”之上的需要，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轻视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局限，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它在肯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补充完善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指出历史发展是社会形态中各种主客体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把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统一起来，反对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机械决定论。

其次，它张扬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了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区别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潮，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理论在唯物史观中最为重要的体现之一。它充分肯定作为主体的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同时给出了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选择的理论依据。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要遵循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超越现实。但是，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基础、条件和状况是不同的，它的发展需要依赖现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只有在对本国国情进行正确认识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才能走出适合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