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特别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来把握文化的社会历史方位，因此，在解答关于文化在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时，他们主要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强调文化对于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是要说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要了解和把握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行的基本图景，因此，我们要全面把握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观，就必须深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演进和历史进步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们关于人类不同文明时期历史演进机制的分析。历史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理论所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对所有历史时代都普遍适应的抽象形式，一切都是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生长、发展，同时也将会在历史中归于灭亡：要认识现在预测未来，必须首先认识既往的历史。苏联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集中描述从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种解释模式比较清晰地展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体进程，对于人们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形成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历史解释方式也存在着局限性，它过分强调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而对人作为历史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估计不足，从而忽略掉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互动关系，否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是一种否定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线性历史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看成是人的现实活动历史，在社会经济史、社会形态史与人的发展史相互统一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人的活动和人的全面关系的抽象，肯定了人类社会道路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性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的这种理解，充分体现了对于历史进步的文化机制的高度重视。

一、对文化规律论与资本主义文化传播论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之前的一些著作中，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他们主要集中于关于人与文化问题的一般理论探讨，从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与人的统一的基点出发，强调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是统一的整体，把人的异化看成是文化的异化。而在《共产党宣言》及之后的著作中，他们更多地分析现实社会和现实历史中的人与文化问题，在这里，人与文化不再是一个整体，它们被分裂为阶级形式和民族形式，因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问题不再是一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历史性问题。因此，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把关于人的类本质分析转向了“世界历史”的思考，同时也把文化问题放置在更大的历史和现实视域中加以思考。

1.“世界历史”概念与资本主义文化传播论

“世界历史”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术语。“世界历史”的形成有其特定指涉，不是指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而主要是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的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世界整体性联系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78]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正在逐步终结世界被分割为孤立的国家、国家之间较少相互往来影响的状态，国家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世界成为有真正意义的整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清醒地揭示出近现代的全球化历史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趋势作了进一步更为形象的描述：“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79]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对人类文明而言，原来资本主义还只是局限在某些国家内部，转变之后，资本主义慢慢开始变成具有同一化倾向的全球化的文明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现象称为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世界化。之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背景下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0]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当中，确实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肯定了世界文化一体化历史发展趋势，而且这种发展趋势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主导。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假说。这个假说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中心，以所有制的更迭为历史线索，叙述了从部落所有制经过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后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演变过程。这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范例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对文明模式发展的同一化认识，把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定义为“商品成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文明形态里，社会关系被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人类的精神世界被金钱拜物教所取代。“在资本主义时代，一切诗情画意、一切神圣观念、一切家庭温情和两性之爱，全都抵制不住金钱的**而被消解。”[81]受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化会以西欧为中心，向全世界各个地方传播渗透，所有民族都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来，而且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们只能走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并且只有在发达文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解放。按照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变的单线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后国家和民族只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条件。那么问题是：物质生产力发展一定是单纯靠社会内部连续积累实现的吗？有没有其他方式也可以导致一个民族生产力的跳跃式发展？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修订了早期的世界历史思想，依据对不同民族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分析，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一定都是直接的决定关系，提出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2.对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的批判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体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社会现实中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历史的进程常常是二律背反的，在私有制社会当中，社会进步常常以人的价值的牺牲为代价。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对英国侵略印度是这样一种态度：“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比例是1∶5200。……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82]“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83]“……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84]

从这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它用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取代了当时落后的经济关系结构，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无论在这种表现中，英国担任的是破坏性的使命还是建设性的使命，都是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和人类价值只有在人民革命支配生产力，即完全占有新的经济关系时才能实现。“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85]应当承认，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思想时，在其前期思想当中隐含着一条“欧洲中心论”逻辑主线。所谓欧洲中心论，就是以欧洲民族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来观察世界历史，并作为衡量和评价世界历史的尺度，它是理解历史哲学范畴的一种思维模式。马克思前期思想当中的“欧洲中心论”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日耳曼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着眼于全人类，他是把人类的解放与世界历史的形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将前者作为历史追求的目标。马克思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真正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开创世界历史的，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壮举，而是世界范围内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而这些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也并不纯粹是这些国家本身孤立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体系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欧洲中心”，是因为在其具体研究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时，需要找到一个对于把握世界历史及其未来走向具有典型意义的活动中心。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对自己的上述观点作了修正，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历史进步的标准不应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是应该以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生命价值意义的实现来衡量，恰恰说明了文化对于历史进步的重要制约和推动作用

所以，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本主义文化传播必然性”应予以辩证的、具体的理解，挖掘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背后深层次的意义显现。由此引发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文化并不是一种脱离民族文化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实际上是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把全球文化看作是‘由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的。……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独特的功能；离开了民族文化，就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的正常发展有赖于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存在及其相互影响。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86]

二、关于人类历史文化进步方式的多维探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的创立，同德国古典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完善，又与他们受泰勒、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文化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影响紧密相连。关于人类历史进步方式的多维探究和对人类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文化观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对唯物史观的有益补充，体现了他们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维度，从人类历史宏观视野，批判了线性的历史决定论，指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恩格斯曾经指出，“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民族的原始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87]。也就是说，由历史上依次演变的家庭和婚姻形式所产生的血缘亲属关系和由土地公有制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中的两种极其重要的因素。社会生产关系固然是决定性的，但血缘亲属关系在一定历史时代对社会制度也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晚年马克思文化历史观的变革突出表现在社会形态发展模式上，他在深刻全面地阐述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历史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创立了历史多线论，在宏观上拓展了社会形态发展模式理论。

前面我们论述过，早期马克思接受了摩尔根的一个观点，即认为文化是单线发展的，所有不同的文化可以在发展的道路上顺序排列，任何高级文化经历的阶段，低级文化必然要重复。马克思在自己的笔记中也忠实地摘录了摩尔根的表述。因此，马克思早期关于文化的态度是，力图找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如何是某种普遍规律的例证。他的基本立场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当中显现出来：“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8]包括《资本论》在内，马克思也是力求论证的是一门实证的历史科学，在他那里，诸如神话、宗教、道德等关于意识的内容就没有涉及。但是，早在马克思着重关注、寻找以西欧为代表的人类历史发展主线时，他也发现了与此迥然不同的东方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模式，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方各国的历史一直与西方历史不同，走着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体现在《人类学笔记》和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三封回信。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阅读了毛勒、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阅读了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这五本书并作了笔记。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对农村公社的特点及其解体、家庭及其发展形式、“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氏族的起源及其本质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弥补了在此之前唯物史观在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不足。他认为不应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标准去认识世界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和文化发展。他坚持认为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要根据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马克思深化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途径多样性的认识。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反对科瓦列夫斯基用西欧的封建化模式去衡量印度古代社会，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印度当时的土地公有制和与此相适应的东方专制主义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从原始公社模式的多样性到文明模式的多样性思想。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89]通过这个论述，马克思说明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是多元的，文明模式也是多元的。在对摩尔根的研究中，马克思认同摩尔根对氏族起源和本质的界定，证明了氏族社会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之上的社会。他认识到，在从原始社会不论是向政治社会还是向市民社会的过渡中，氏族都起着中心的作用。因此，血缘、地缘等文化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着人类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通过这个研究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升华。如何通过原始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来总结概括从原始的公有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晚年文化理论重大而又辉煌的成就。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中首次提出俄国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90]，同时声称，若是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1]。后来他进一步发挥，把这一思想表述为：当时的俄国在各方面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92]。如果说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出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考虑，还肯定“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93]，因而还可以理解资产阶级为了取得一点社会进步必定会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94]的话，那么现在，当“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当“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95]的时候，马克思认为没有必要将革命胜利后的俄国重新推入资本主义火坑。在他看来，东方各国一直保持着以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可以走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一旦人民通过革命而掌握了国家政权，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顺理成章的。这个观点，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探寻，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深刻的人道主义文化精神的体现。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马克思集中研究了历史发展特殊道路的问题，在对农村公社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多样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多样结合方式。这一理论变革的意义是对人的能动实践、创造精神和以人为本思想作了更准确的定位。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不仅仅是以唯物史观来说明原始社会和非西欧社会，其目的在于建立完整的世界历史发展线索，进一步补充完善唯物史观，防止唯物史观走向经济决定论。他强调社会交往的独立性，其根本目的是社会历史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把文化纳入历史进步的内涵之中。纵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逻辑和发展线索，可以看出，“对人及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关注是马克思文化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以此为基点，马克思通过自然—个体—社会这条线索，将人的研究系统地体现于唯物史观当中”[96]。

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的阐释，以及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探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进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作为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程度的文化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文化已经渗透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文化则是赋予历史发展多样性和创造性最有张力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既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理解是人类社会历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他们以人类社会结构和人类历史发展为基础来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依据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规定来把握文化的本质，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确定文化进步的方向和价值追求，从而把人的自由、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样的文化理解极大丰富了人类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鲜明地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旨趣。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7]。这样一种植根于人的实践活动，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文化理论，具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现实关怀。它会在每一时代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批判一切束缚人、压迫人、统治人的物化结构和异化力量，并通过新文化的建设来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进入20世纪，当人类遭遇全方位的文化焦虑、文化冲突和文化危机，迫切需要人类社会作出变革和创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文化理论通过深刻批判理性文化危机，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多维度地展示出了自己的实践特质，显示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和文化创造力量。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19—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2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3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5—5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2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2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2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39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许苏民：《文化哲学》，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5—5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9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8页。

[28] 左亚文：《马克思文化观的多维解读》，载《学术研究》，2010（3）。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页。

[32] 参见衣俊卿：《现代实践哲学的文化内蕴——兼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精神》，载《开放时代》，1995（6）。

[33] 邹广文：《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载《求是学刊》，2010（1）。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16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5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9] 邹广文：《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载《求是学刊》，2010（1）。

[40] 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5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1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0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 杨耕：《杨耕集》，25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53] Max Hork Heimer，Materialismus und Moral，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3，2（3）.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01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03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38页。

[62] 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汇处的文化批判》，6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63] 参见[英]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1—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04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9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58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2—5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69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1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2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0—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页。

[81] 黄力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现代性》，5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8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0—6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2页。

[8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3—684页。

[8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6] 丰子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2（3）。

[8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5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64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66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87页。

[9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9—690页。

[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6] 邹广文：《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载《求是学刊》，2010（1）。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