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历史语境。因为马克思所讲的现代性毕竟不同于今天我们所谈论的现代性，无论是针对的对象、研究的主题，还是关注的焦点、研究的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只有进入马克思的论域，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现代性理论。由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主要渗透和体现在对“现代社会”的解剖过程中，所以透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才能看到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观点以及考察问题的方法论。这些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这样一些主要看法上：
1.用资本逻辑来看待现代性逻辑。利奥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6]这句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正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资本运动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资本逻辑就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利润的驱使必然使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7]正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众多方面的现代性，不仅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与结果，同时也是资本逻辑的内在条件和内在机理。离开了这些现代性，资本运动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且不说自由、平等、理性、民主等是资本逻辑得以贯彻的内在要求，就连我们经常提到的信用观念、时间观念、契约观念、效率观念等都是资本运动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比如信用，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也出现过类似信用的现象（如借贷现象），但严格意义上的信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前提和条件。“高利贷本身虽然就其资产阶级化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来说是信用形式，但是就其资产阶级以前的形式来说却是信用缺乏的表现。”真正的现代性信用是从资本“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产生出来的”[8]。又如时间观念，这也是资本生产、流通的内在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增殖多少，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9]。可以说，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外在于资本逻辑的东西，而就内涵于资本逻辑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如同资本的运动有它的内在逻辑一样，现代性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逻辑。所谓现代性逻辑，就是现代性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内在演化趋向，它以一种规律或趋势的形式贯穿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性逻辑是怎样形成的？这里不排除现代性本身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但最根本的还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或者说，资本的逻辑决定着现代性的逻辑。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逻辑发展史，也就是现代性逻辑发展史。同近代以来众多学者的看法相近，马克思也认为现代性的出现是以巨大的思想解放开始的，理性成为当时衡量社会事物的准绳；而后现代性由理性、启蒙发展到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再由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发展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又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新的公平、合理、正义以及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性基本上就是按着这样的逻辑发展过来的。为什么现代性会表现为这样一种逻辑发展呢？说到底是由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来到世上，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宗教统治的束缚，铲除封建专制制度的障碍，以求快速发展。为此，必然要以理性的确立为突破口，冲决思想牢笼，突出个性、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而后以此为先导，在政治上提出民主、自由、人权等新的要求和主张。思想、政治的束缚解除之后，牢固确立适应资本发展的市场原则便成为资本逻辑的客观要求，因而实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便势在必然，因为资本的运动与增殖总是离不开市场交换，而市场交换必然要求自由、平等。资本运动要能得到顺利进行，不光要求经济上平等、自由的确立，而且要求各种相关法律的调整、新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立，因而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自由相伴而生。这样，“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10]。这里所讲的“另一次方”，显然是指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的放大与扩展。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这种放大与扩展还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由此产生出新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社会参与意识等。因此，现代性的这种发展逻辑正是由资本逻辑推动造成的；现代性逻辑所反映的深刻内容和所内含的深层动因，正是资本运作的逻辑，商品生产和消费的逻辑。
如果说，现代性是资本逻辑发展的产物，那么，今天出现的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所依赖的基础是否还是资本逻辑？进而言之，“后现代社会”是对资本逻辑的根本瓦解，还是以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的方式表现了资本的逻辑？这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鲍德里亚认为，伴随消费社会的出现，支配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已不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而是消费的符号作用。哈贝马斯和吉登斯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又对这一逻辑的作用范围严加限制，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的局部系统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可能是有用的，而要用来分析整个社会系统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苍白的。与之相反，詹姆逊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析，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它并不是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文化，而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应当说，詹姆逊的分析还是比较中肯的。从资本逻辑的总体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大致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晚期资本主义这样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尽管每一阶段各有其特点，资本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离开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就实际情况来看，晚期资本主义与以前阶段相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在生产及其组织方面，从过去的大企业生产转向灵活多样的小企业生产；在消费方面，小批量的生产既促进了消费的快速变化，又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消费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资源配置和资本运作方面，全球化的推行冲破了原有的模式，使得资源、资本在全球范围快速流动并加以重组。所有这些，都明显突出了差异的重要性以及现代生活新颖、变动不居、偶然性的特征，并打破了福特生产时期以特定地域为中心的状态，这在观念形态上，必然体现为去中心、异质性、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流动化的特征，从而导致后现代主义思维的产生。所以，总体来说，正是资本逻辑的现代发展，才产生出后现代主义所表达的那些观念，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
2.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目前受到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僵化、片面的理解。反对者之所以反对，就在于认定现代性只是一种固化的模式、一种特定的形态，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也便属于过时之列。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大致就是这样一种看法。这种观点虽然风靡一时，但也遭到不同意见的反对。如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的观点、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事业”的观点等均表明了这样的立场。马克思限于当时的时代，不可能用今天讨论中的话语方式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但他确实是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流变和发展的。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尽管是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发达的社会，但现代社会也是从传统社会中内在地生长、发育起来的，不可能是一个毫无历史积淀的突发现象。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传统文明积累基础之上的，这种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物质基础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与知识的积累，因而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11]。就实际发展过程来说，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12]。现代社会的主体即现代资产阶级也是从中世纪的农奴中衍生过来的，“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因而“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3]。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原有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和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其出现并不是什么纯粹的社会“断裂”，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
对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本身的发展，应当充分注意马克思现代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在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明确提出这样一个看法：“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14]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观察现代社会的一个总体观点。“有机体”与“结晶体”的分野，就在于突出了现代社会的动态发展，突出了现代性的流变和演化。对于现代社会机体的自身建构和动态演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曾经做过这样的基本概括：“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15]这里主要阐发了这样三个基本的观点：（1）现代社会发展是一种“总体性”过程；（2）现代社会发展是一个“内生”过程；（3）现代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组织”过程。这些过程既是社会机体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现代性生长、发育的过程。
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与发展情况当然是复杂的，但总体来看，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重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而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又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现代性重点的转移就是由现代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引起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题，社会的现代性自然也就有其不同的重点。（2）同一种现代性因素在不同时期其性质、作用、特点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如理性在近代是作为宗教蒙昧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对于推动社会启蒙、促进科学技术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理性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它的原有本性，由于受到不合理的操纵，它在使世界“祛魅”化，引导社会经济、技术向合理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又使人的生活价值和精神家园陷入危机，以致韦伯发出这样的感叹：随着理性化和理智化的发展，“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16]。（3）在不同时期，各种现代性因素在现代性总体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由于社会现代化在每一历史时期都有它需要突出解决的主要问题，因而在其现代性体系中，各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其中有些因素逐渐走向衰落，有些因素则不断发展壮大；有些因素暂且退向幕后，有些因素则走向前台。像过去常常被轻视的差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等现在日益受到关注，并在实践中日益凸显。这样，现代性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的重组过程，是一个结构不断创新的过程。
强调现代性的动态性，并不意味着轻视它的相对稳定性。由于历史本身就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或动态与静态的统一，因而生发于历史之中的现代性也必然是这样的统一。现代性尽管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它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深蕴与表征，自有它的基本内涵与规定，撇开这些起码的规定与要求，现代性则无法判定。像现代社会所倡导和弘扬的科学、理性精神，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精神等，都是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和共性，具有相对稳定性。离开了这些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现代性就无从谈及。为此，应当对现代性的基本精神、基本特质与其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加以适当区分，因为后者是易变的，是需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加以适时调整的，而前者则是相对稳定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的。这正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对于这一点，波德莱尔从艺术的立场上也表露过类似的而且是更为明确的看法，认为现代性就意味着某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但这种瞬间性和流动性中包含着永恒性和不变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7]这样的理解应当说是符合辩证法的实际的。
3.用矛盾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性的内在裂变。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但现代性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文明发育与传播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现代性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出来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可以说，现代性的确存在着一个发展上的悖论，它既是一种进步，又是一种退步。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过程中行进的。对于现代性所产生的积极成果，马克思无疑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并对“资本的伟大文明”给以高度评价；对于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裂变以及各种异化现象，则给予无情地揭露。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交织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之中并通过这一理论而得以展开的。正是通过批判性地诊断与考察，对现代性的内在裂变及其根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考察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个是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前后两个时期所谈论的话题、所指向的目标各异，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现代社会问题展开的，因而所做的批判考察是对现代性矛盾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揭示。
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法以及社会意识等问题进行的。就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二者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因为它使人开始走出政治动物世界，获得了起码的人身自由和活动自由。但是，这样的分离和新型政治国家的确立，并没有对人的实际生活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所谓政治国家，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是政治生活中的宗教领域。所谓法律，也不是什么维护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的手段，不过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自由的工具。同国家与法一样，现代社会产生的其他意识形式均存在着内在的分裂。虽然这些意识形态反映了现代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要求，从总体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从其产生伊始，就带有明显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往往是通过其所谓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等特征体现出来的。对于这些“虚假的意识”及其表现形式，马克思给予了深刻地揭露，并明确提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9]
19世纪40年代后，马克思对现代性所做的经济学批判主要体现为对资本的批判或对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揭露、批判。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理论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理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社会的出现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一方面使社会生活得到了重大变革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遭到一系列的严重扭曲：（1）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交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0]。这样的物化，不仅使人本身及其人格等都变成一种物品或商品，而且形成了各种拜物教的基础。（2）“抽象”的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21]。谁占有了货币这种抽象的一般财富，谁就能支配世界，因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22]。抽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就在于它代表的是财富与权力。（3）形式化的控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同机器大生产连在一起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形式化”的产生，因为唯有形式化、程序化，才能保证机器生产的正常运行和科学技术的具体运用。形式化不仅完全控制了生产过程和人手，而且控制了人脑和人的心灵。（4）合理化的蒙蔽。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一切经济行为都似乎是自觉自愿，没有外在的超经济强制，而且经济生活奉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合理化”成为一个显明特点。然而，这样的“合理性”并不是真正合理的，形式上的合理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合理。（5）异化的灾难性影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负面价值和消极后果，最终集中体现为人的全面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给工人制造出贫困、剥削、压迫，而且给“人的世界”带来严重的摧残和贬值，因而是人的生命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毁灭过程。
总的说来，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资本主义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发展既是促进现代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同时又是阻碍现代文明健康发展的消极力量。正是这样一种矛盾性，使得马克思对于现代性常常既持肯定的态度又持否定的态度，由此出现了两个马克思的化身。其实，不能抽象地讲马克思是现代性的维护者还是现代性的批判者，必须明确马克思对现代性究竟肯定的是什么，否定的又是什么。如果切近马克思思想原意的话，不难看到，马克思所肯定的是现代性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所否定的是现代文明所特有的社会形式和所包含的社会对抗关系。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4.用全球性来看待现代性。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不只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是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这一更大的视域中来展开的。之所以要从全球性来考察现代性，主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或世界历史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内在要素，研究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根本不可能离开全球性这一新的参照系。这样，通过全球性来寻求现代性，便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的内在机理就在于：
其一，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如果说，“传统”至少还可以在一个国家、民族孤立的环境里世世代代传承、延续的话，那么，“现代性”则自始至终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发展。从其产生和起源来看，现代性正是伴随着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地理上的大发现、世界市场的发育，使得现代文明在世界各地得到快速而广泛的传播，现代性也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滋生和确立。从其发展和演进来看，现代性也是在各个国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向前推进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连为一体，走向总体发展，其最典型的形式是建立起“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23]。在这种总体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相互需要、相互满足，从而大大促进了社会现代性的提高。不管从起源来看还是从发展来看，现代性的国际性，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资本。资本要创造和实现剩余价值，必然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24]。
其二，现代性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共性。虽说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但强调民族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普遍性。现代性作为现代文明的特质与标志，有其明显的共通性和普适性。现代性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主要源于社会实践的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不管其所处的环境、所具有的文化习俗如何特殊，都必须首先以一定的方式解决其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因而必须发展生产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为了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又不能不发展其内部的和外部的交往关系，以相互学习借鉴。随着生产共通性的提高和交往的扩大，原来孤立、分散的共同体通过冲突与融合而形成新的更大的共同体，原来地域性的文化通过交流与碰撞而形成新的文化。文明的普遍性品格就是这样随着交往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正是借助交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5]。
其三，现代性具有明显的开放性。野蛮、愚昧一般是同孤立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现代则是同开放共生共存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有时将那些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族称为“野蛮的”民族[26]，而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民族称为“文明的”民族。在这里，马克思决非是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来粉饰资本主义，而只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道出了一个事实，并未涉及价值评价。因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拒绝开放就等于排斥文明、排斥现代化；关起门来谈论现代文明与现代性，无异于天方夜谭。由于开放与封闭同时反映出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因而在其发展上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7]。这里讲的三个“从属于”确实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了现代性与开放性之间的真实关系。正因为现代性总是与开放性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个国家要想增强自己的现代性，必须打开门户，自觉走向世界。“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28]
既然寻求现代性不能离开全球性，那么，全球性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或者说，它对现代性的发展究竟有何重要影响呢？实际上，全球性的形成和发展史，并不是一部田园诗式的和谐发展史，而是一部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在以往正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中，这些矛盾冲突都被抹杀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美妙乐章。通过对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起源与发展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自由贸易后面所隐藏的世界性剥削与压迫，即强国对弱国的统治与剥削现象。他用大量材料证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自由贸易和自发市场，恰恰相反，对殖民地的征服和掠夺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掠夺到的大量财富在宗主国转化为资本。这种通过殖民统治而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必然是不平等的，其明显的表现是两极对立，即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对立逐渐固定化，整个地球变为一个“中心”与“外围”即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体系。“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9]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就是这样一种严重不平衡的格局。这种不平衡的格局对于不同国家的发展来说，显然是差异甚大的：中心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的是更多的利益，而卫星国则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样是全球化的参与者，所获得的现代性成果是大为不同的。
正因为现代性在全球性过程中并不是那么和谐、顺利地发展的，因而要保证各个国家、民族现代性能够正常发展，首要的问题是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全球性格局。为此，马克思响亮地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0]这一口号也可看作合理解决现代性与全球性矛盾的一个基本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