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因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酿成了今天特有的现代性困境或危机。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与危机？众多学派和学者都予以批判性地检视，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像活跃在20世纪西方哲坛上的主要流派，包括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舍勒的价值现象学，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至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等，都是现代性的主要批判者，都对现代性危机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意见。在这些意见中，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吉登斯和罗尔斯等现代主义思想家等提出的修正批判。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他认为现代性的事业未竟，需要通过克服其缺陷来继续加以推进，因而反对全盘否定理性的做法，主张在揭露和认识“主体中心理性”错误实质之后，从原来的“意识哲学”范式中解放出来，来实现一种新的范式的转换，即用“交往理性”来作为现代性重构的理论基础。吉登斯把突出“自反性”（reflectivity）作为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认为现在谈论现代性的终结还为时过早，因为在当代社会中，现代化的土壤依然存在，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31]，用“自反的现代性”和“自反的现代化”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和“简单的现代化”。罗尔斯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一种“公共理性”来补充传统的个人理性观念，并作为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具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所组成的多元社会，社会成员由于其所信奉各自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要使这样的多元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必须在公民中实现一种“重叠共识”，即对基本的社会正义理念达到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形成的基础就是“公共理性”。

应当看到，上述意见对现代性病症的诊断是有益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思路则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而是大可质疑的。这些意见的共同特点是把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现代性本身，尤其是文化价值观念本身，试图从这些文化观念的重建和重整过程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这是一种典型的泛文化主义立场。

马克思也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做过深入的思考，但其所持的基本立场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2]。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双重批判：一是理论批判；二是实践批判。就二者的关系来说，理论的“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33]，真正的目的是要改变世界，建立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以，马克思主要不是从观念中而是从现实中来寻求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出路。这一鲜明特征决定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有别于上述其他观点：

其一，不是停留于文化批判，而是侧重于根基性批判、整体性批判。文化观念本身并不是自足的，文化观念尽管存在种种现代性矛盾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但它本身无力承担起现代性危机这样重大的历史责任。文化观念总是通过在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互动，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发挥作用和实现自己的。文化观念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出现了危机，因而现代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从文化观念上去寻找，而应当从根基上去寻找。也就是说，解决现代性危机，首要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而是改变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的逻辑在强势地推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和蔓延。马克思之所以把现代性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资本，原因就在于此。事实上，从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在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经济不平等现实依然存在、国际剥削关系仍在加剧的条件下，仅仅强调批判的文化向度是软弱无力的。而且，仅仅一般地否定和批判现代性，其结果可能是对现实的一种粉饰。对于这一点，詹姆逊也讲得非常明快：“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34]

其二，不是停留于自反、内省，而是突出现实的批判与改造。对现代性的自反、内省，体现了对“流动的”现代性的一种理性自觉。鲍曼曼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和解释：工业化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是一种“沉重的”现代性，“沉重的现代性把资本与劳动放在了一个谁都无法逃脱的铁笼之中”；而在后工业化社会或信息社会，资本却能够借着公文包、移动电话和电子网络四处流动。在这种“液态的”现代性中，劳动依然被沉重的现代性牢牢地控制在固定的地方，而资本都能够脱离铁笼。对现代性的自反、内省，就是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中试图寻找一种慰藉人的心灵、校正人的思维误区的途径。应当说，注意对现代性的体悟、内省确实是必要的，这有利于现代性的理解和把握，但是，仅仅诉诸体悟、内省，并不是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所谓体悟、内省、自反等，不过是感到现代性危机而又无力摆脱的一种情绪反映，并不能够真正提供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人类生存发展问题或现代性问题，始终是一个现实历史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学问题，它不能靠海德格尔那种内省体验式的领悟来解决，只能通过现实的社会改造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来解决。所以，马克思在现代性出路的看法上，不是主张回到内心、诉诸领悟，而是要依靠现实生活的实际改造。“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35]这一观点用在现代性问题上也非常适用：要在观念上摆脱现代性危机，有新的现代性意识就够了；而要消除现实的现代性危机，则必须有现实的社会改造活动。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所追求的现代性，不是纯粹观念上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是社会的现代性。

其三，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内在超越。摆脱现代性危机，必须超越既有的现代性。如何超越？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对现代性予以整体地颠覆和彻底地解构无疑是一种超越，但这绝对不是一种可取的办法，因为现代性并未走到尽头，并不在彻底废除之列。真正可行的办法是批判地审视现代性的发展，走向内在超越。所谓内在超越，就是正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并通过矛盾的合理解决，以求现代性的正常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人类与社会的进步。马克思就是按照这一进路来思考和探索现代性问题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必然成为资本进一步增殖的障碍和极限，因而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孕育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内含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为人类服务的力量。“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36]在这里，共产主义既没有割断历史的联系、否定前人的创造，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形态的建构，因而真正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当然，强调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上制度批判与现实改造的重要，并不表明文化批判无足轻重。这里旨在说明的问题是：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不在于要不要进行文化研究，而关键在于把文化研究放到什么样的基点上。就文化谈文化，就文化谈现代性，可能谈不出什么结果来，也不可能指出一条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实际道路来。

当我们从今天中国的语境中来谈论现代性问题时，应当看到，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又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只要时代性质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要原有社会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马克思与我们就可以说是处于“同时代”，或者说，都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之中，只不过马克思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而我们则是处于现代社会比较成熟的阶段，或晚期阶段。因此，尽管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具体看法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发展现实，但其有关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仍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 判断马克思在现代性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或者说有没有现代性的理论，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现代性”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

[2] ［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6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列宁选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法］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1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7] ［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载《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7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65—76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55页。

[34] ［美］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载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285—28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