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都在谈论现代性，但何谓现代性？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都从自己的视角做出了独特的阐释，现代性也由此具有了不同的内涵。有的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概念，用其表达一种新的时代性；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或社会组织模式；有的把现代性看作是对历史剧变的一种特定的心理体验，即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体验；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也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如关于理性、自由、解放的允诺等“元叙事”或“宏大叙事”；还有的把现代性理解为自启蒙以来尚未完成的事业，强调现代性的潜在动力和解放功能。

理解上的歧义性反映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现代性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描述和解释，但它最终还是不能靠某一方面的理解所概括。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指以启蒙运动为标志，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时代意识和价值取向，也是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管理等为基本构成元素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内在要求；既是指“祛魅”化的、突出主体意识的生活态度，也是指按照现代化规律行事的行为方式。可以说，现代性就是这些因素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样的现代性一经形成，便作为一种机理性的、文化性的东西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社会发展。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基本上就是持这样一种方式。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1]在这里，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哲学，而主要是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理论的阐发是同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紧紧连在一起的。他所讲的“现代社会”，就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划了一个时代，它同以往社会相比，无论在何种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别，以致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色彩。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很多地方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往往在其前边冠以“现代”二字，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干脆称为“现代社会”。既然整个社会变为现代社会，那么由此产生的现代性就不是表现在社会的某一方面，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某些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特征。所以，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现代性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2]

现代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对于这一问题，当代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均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具体探索，做出了各自的解答，但他们大都是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及其根源的。马克思也讲现代性，主要不是从这些层面来理解，而是重点从社会历史哲学的角度予以审视和考察。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固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既不是抽象的观念、文化，也不是玄妙的精神气质、心理体验，而是现代生产。现代性就源于现代生产。现代社会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社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以及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现代性的生成、演化，制约着观念、文化现代性的发展。看似抽象的、相对独立的思想、观念、语言等，其形成和发展也最终根源于现实的生产。“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所有这些“新”，无一不是现代生产的产物。离开了现代生产，很难真正透彻地说明现代性的形成。

对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敏锐地看到并予以深刻地提示。在谈到《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现代社会”的提法时，列宁颇有兴趣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4]尽管列宁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一问题，但从其接下来对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深入分析来看，他是把现代生产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的。应当说，列宁的看法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就是依据生产方式的变化来划出一个新的时代。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急剧变革，均导源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新的生产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科技革命为动力，实现了生产方式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首次开创了现代社会历史。现代生产同传统生产相比，其明显的特征在于现代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生产，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是崇尚理性、知识，依靠科技进步的生产，是追求创新、鼓励竞争的生产。因而随着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必然产生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机制、新的发展手段，同时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化氛围，所有这一切，均汇成现代化运动的强大动力，促进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形成。

这样的现代性形成与现代生产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呢？透过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以现在人们突出强调的现代性的主要标志——理性来说，其形成和发展就始终是在现代生产的推动下进行的。马克思所讲的理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的，是伴随现代生产特别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萌生和发育起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商品经济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并内在要求着一种理性精神。首先，商品生产不能离开商品交换，而要进行商品交换，自然离不开人的理性抽象能力。因为人们在商品交换时总是要运用一定的价值尺度，而对价值尺度的把握必然需要理性抽象。只有在人们撇开各种劳动的具体、特殊形式，把握到包含在生产各种商品的不同劳动中的共同的东西，即社会一般劳动量时，才能够确立价值尺度并由此建立起商品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价值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5]显然，这种“抽象能力”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培育起来的。其次，市场经济不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这就必然带来双重后果；一方面是生产目的的抽象化、一般化，即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成为单纯追求的对象；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的牢固确立：为了谋求利润，必然要进行精确的算计与筹划，计算理性成为谋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必然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科技理性由此得到张扬。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是随着市场经济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同理性一样，其他现代性因素也是根植于现代生产方式，在这种土壤上孕育起来的。

强调现代生产对现代性的决定性意义，并不意味着仅仅用经济来解释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排斥以至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马克思只是强调了现代生产对于现代性的“基础”作用，而不是说它是“唯一”作用。因为从现代性的深刻起因和原初动力来看，确实是现代生产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也就没有对现代性的呼唤；但在现代性的逐渐发育、演化过程中，就很难讲仅仅是经济因素的推动，而实际上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正是各种因素的相互激**、相互影响，促成了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在各种非经济力量中，最有影响的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宗教改革不仅强烈地撼动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通过新教的确立与传播，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文艺复兴则为现代社会开创了最初启蒙，充当了思想先导；先后爆发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是彻底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同时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使现代性因素得到了强制推行。所有这些因素交汇在一起，便形成了现代性的历史洪流。

当然，毋庸讳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主要放在经济学方面，而对文化、心理、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甚至有时做出过一些简单化的理解。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过多苛求马克思，不能要求他把现代性的所有问题与细节都说到。马克思探讨的薄弱环节恰好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践去做出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