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价值取向。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学者都无一例外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像韦伯，尽管把“价值中立”作为科学研究的规范原则，但他也并没有把价值中立绝对化，并不主张从全部研究活动中排除价值判断，其“价值中立”是以“价值关联”为前提的。所谓“价值关联”，要义是指任何一种人类行动都是由一定的价值支配的，只有联系行动者行动的意义和动机才能理解行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据此，他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们行为的不同，其原因就导源于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帕森斯在其著名的关于“行动系统”的AGIL分析框架[25]中和在其社会行动的分析纲要——“模式变项”中，也把价值取向作为社会行动的一个决定性的方面。研究发展理论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曾对传统的发展模式提出批评，认为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的进步也不等于社会—人的进步，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的关系中，“文化价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化价值是决定减缓或加速增长以及检验增长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即把人的需要与发展看作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26]总的说来，伴随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价值取向问题日益凸显。这种情况的出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因为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态度、思维方式及其社会成员的行为，而人们的各种行为无不渗透着和受控于一定的价值观。因此，研究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必须对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从一定方面反映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别：

在对生产目的的确定上，治富与治民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哪一种土地财产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27]真正使财富变为生产目的本身，这是现代社会开始以来出现的事情。因为现代社会的生产本质上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基本特点就是为交换而生产，而不是为消费而生产，交换的本性决定了生产的无限性。这种生产目的的确定，显然会给生产发展带来强大刺激，增添巨大动力，由此带动社会更为迅速地发展。与此相反，传统社会把治民作为生产发展的基本导向，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各个经济主体活力的压抑和扼杀，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停滞、缓慢。所以，治富与治民，尽管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由此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对生产本身的具体发展上，古代人与现代人也表现出不同的指向。“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28]因为工业的发展必然要破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原有的共同体解体。古代人反对工业是与他们保存原有的生存方式一致的。但是，这种价值观念终究是要被历史发展淘汰的。在马克思看来，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并得到发展是必然要完成的。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这种转换过程必然会加速发展。[29]离开了工业化的现代生产方式，现代人就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所以，现代人指向工业，实质上就是指向自己的生存方式。

在对待急剧的社会变革方面，也表现出怀旧与创新两种明显的情感对立。恩格斯当年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感伤主义时就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怀旧情调。面对社会的急剧变革，蒲鲁东哀叹工人被逐出家园，认为这是历史的一大退步。恩格斯讲：“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渴慕地惋惜（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惋惜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惋惜‘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30]可以看出，怀旧情绪与现代社会的基调是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改变这种怀旧情绪，从面向过去转到面向未来，从未来中获取精神动力。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价值取向的确立。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这种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使资本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巨大冲动；正是这种冲动使现代资产者揭去了过去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一种凌厉的气势开拓、创新。

在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上，传统的观点与现代的观点也大为不同。比如，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给人们所带来的实际影响，从传统观点和现代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破坏了人的本质的原始丰富，造成了人的全面异化，因而这样的行为和后果是非常鄙俗的；而唯有那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是合乎人性、有利于人的和谐发展的理想状态。因为在这样的状态下，人才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与此相反，这样的状态在现代的观点看来并不是崇高的、理想的，因为它实际上使人处于非常狭隘、孤立、封闭的境地，它限制交往，限制商品交换，限制人的个性发挥和自由创造，因而严重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造成了人的异化，但它却是走向人的真正全面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31]因此，那种原始的理想状态是不值得追求的。这样看来，究竟什么是崇高、什么是鄙俗，古代的观点与现代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诚如马克思所说：“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32]

正是上述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导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发展上的差异。东西方近代以来发展上的差距，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种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虽然东西方文化也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就其基本价值取向来说则是相左的。西方社会率先起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文化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而东方社会长期停滞，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这样的思想文化变革。当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成“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否定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