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不可能离开文化传统，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发展的“内生”问题。上面提到的弗朗索瓦·佩鲁就认为，“新的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所谓“整体的”，即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观点，既要考虑到作为“整体”的人的各个方面，又要考虑到他们相互依存关系中出现问题的多样性；所谓“综合的”，即要使各个部门、地区和社会阶级的发展协调一致；所谓“内生的”，即应该充分地、正确地依靠和利用本国的文化以及各种力量、资源。他认为，任何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不应该照搬别国的模式。“新的发展”不是、也不能是西方所能输出的模式。因此，“新的发展”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是两个互相制约的方面。佩鲁的观点实际上是同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观点正好相左的，因为后一种观点主张，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就在于西方化，引进和传播西方文明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主张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国情。可以说，佩鲁的观点代表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而且同马克思注重精神文化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无疑应当建立在内生发展的基础上，完全仰仗外国资本的推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现代化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引进来的，而主要是靠自身的力量推动和发展起来的。纯粹靠外源的输入来启动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既不是牢靠的，也不是长久的。

社会发展无疑需要“内生”，但什么叫作“内生”？对此的理解也是大不一样的。“内生”当然与“外源”相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对立。从严格的意义说来，内生并不等于自生。并非只有自生的、土生土长的东西才叫“内生”的因素，并非只有靠自生的发展才叫内生发展。实际上，在全球化条件下，纯粹靠自生的发展来走向现代化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外源因素固然不能培植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但对其获取和利用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外源的因素只要通过社会机体的消化、吸收并用来推动社会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内生的发展。在发展理论研究中，有人常常把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看作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而把目前不发达国家看作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这样的划分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要将它们截然分开也是欠妥的。因为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欧洲之所以能够冲击世界，恰恰是因为世界冲击了欧洲，像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欧洲近代的兴起所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明显的例证。所以，欧洲的现代化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决不是单纯的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产物。

说到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又涉及现代化过程中的“创造”与“适应”。按照一般划分，“创造”形态的现代化来自社会的内部，是一种“内发的力量”造成的；“适应”形态的现代化则来自社会的外部，是一种“外发的压力”促成的。就总体来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大多属于“创造”形态，即由“内发的力量”自然长成的；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大多属于“适应”形态，即由“外发的压力”所推动的，有些国家甚至是被外国的武力所胁迫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纯粹的“创造”或者“适应”，其发展都或多或少需要借用某种外部的力量，吸纳某些社会的文化成果，而这种借用或吸纳的行为并不只是一种简单地适应，而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创造，因为在借用和吸纳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种选择。事实表明，某种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从来不像水往低处流那样简单、自然，它往往受到异质文化的一定阻碍与抗拒，最后的结果是被选择性地接收和吸纳。人们常说，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大熔炉，美国的文化也是各种文化的大融合。其实，美国的文化固然开放性、兼容性强一些，但也不是各种外来文化的大杂烩，而是这些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地结合。比如，到现在为止，尽管美国人是那样迷醉于刺激性的运动，但它却拒绝接受邻国墨西哥的“斗牛”，因为美国的“文化”拒绝对生物采取残酷的行为。而日本虽然倾心于“西化”，但日本也只在技术方面热切地西化，其他文化的特质则仍然保持相当多的日本的或东方的色彩。所以，在文化的发展中，绝对不能进行什么完全的“摹仿”。所谓“全盘西化”论，不仅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它在理论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在于抹杀了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区别，把西方文化看作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各国国情与文化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没有推行过这种模式，但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有的国家不是在经济上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就是在政治、文化上受制于人，其发展道路是非常坎坷的。正因如此，才有各种激进主义发展理论的提出。

无论把现代化作为一种“选择的变迁”也好，还是作为“创造”与“适应”的有机结合也好，实质上都突出了社会的消化、吸收能力。现代化的“内生发展”与社会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强是一致的。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文化的传播、交流以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拒斥外来文化，就等于拒斥现代化。问题是，如何在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过程中，既能使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致被吞噬，又能把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吸收进来为我所用。这里关键是要强化自己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

消化吸收机制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的一些国家的具体演变中也可以得到明证。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们经常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葡萄牙和西班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称雄一时的强国，可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领头羊？对此，许多学者都做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是颇为独特的。该理论认为，在1540—1640年，大致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制度，这个制度的发展是随着内部的分化进行的：积累起来的资本用于充分、合理地经营中心地区的农业生产，通过不公平的利润分配造成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差别。1640年这个新制度的中心就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北部地区。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心地区才有可能靠牺牲其他两个地区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农业，发展近代城市和工场手工业。不容否认，对外掠夺确实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但仅有对外掠夺而没有本国内部消化吸收能力的增强以及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发展，最终很难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实际上，英国之所以能够后来崛起，首先在于英国形成了“合理性”的经济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经济的发展不是以消费、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标，而是以自我增值为目标。这种经济模式反映了在如何使用剩余产品以及掠夺来的产品问题上指导思想的变革，即从把这些产品用于提高消费水平，用于政治、军事、宗教等目的，到用于纯经济功能，再到为了扩大再生产而进行投资。这样的价值取向非常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快速发展。另外，英国对外掠夺来的资金能够用来发展经营性农业，也在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制已经形成，否则，这些资金必然会遭受像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被挥霍的命运。总之，英国的起飞是与它的内在消化吸收能力（既表现在文化上，又表现在经济上）分不开的。

中国要成功地开创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路，既不能搞盲目的排外，也不能搞盲目的引进，而应当注重“内生的发展”。内生的发展关键是要在开放的同时注意增强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使外源的因素真正变成自身机体的因素。就实际情况而言，增强这种消化吸收能力对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的特色决不等于彻底地兼收并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根据自身的文化价值来发展是一致的。